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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克莱登大学”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杜撰了一个“克莱登大学”,以讥讽三十年代方鸿渐式的读书人的崇洋、虚伪和不学无术,如今“克莱登大学”已调侃成假学历的代名词。
去年年关,我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徜徉,无意中发现:墙上竟然没有一处卖假文凭的小广告。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先前去过的俄罗斯赤塔、朝鲜的平壤和新义州。反观大陆,走遍大江南北,歪歪扭扭的卖假文凭的小广告随处可见,这似乎已经成为每个城市必备的风景:多么庄严的地方,都敢张贴;多么簇新的墙壁,都敢涂抹;多么严厉的整饬,都无济于事。
据说假文凭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连葡萄牙前总理若泽?苏格拉底、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以及众多商界、演艺界名人都有假文凭之嫌。更为可笑的是,广东某劳教系统机构改革中71名干警因没有学历而顿生下岗之虞,为了在竞聘中胜出,竟然花钱买到同一所学校的文凭,于是昔日“同事”便成了今日之“同学”。
某媒体采访韩寒,问及他对假文凭泛滥的看法。韩寒道:“很多名人纷纷修改了自己的学历。我也顺势而为改了我的学历。我以前在学历栏里都填高中,后来发现原来我没有拿到高中文凭,所以现在改成了初中。”

香港人难道不需要用“克莱登大学”欺世盗名,混饭吃?
不需要,他们更看重的是需要和应用,杀鸡焉用牛刀?一则《苹果日报》上的广告是个很好的佐证:港府招聘238名公务人员,最低学历要求只是高小毕业!
需求催生市场,政策引导潮流。以国考为代表的“唯学历主义”支撑着庞大的假证件作坊,也催生着泛滥虚肿的高等教育。
“尊重知识人才”固然是回归常识,也是遵循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但走过了头,变了味儿便滋生出新的社会痈疽。一则给不良之徒提供了“市场”,二则把原本还算正经人家的大学也“克莱登化”,三则使有水平而无文凭者被遗忘于江湖,四则让学历与学力名实相符者变得无足轻重起来。
不拘一格用人才,是民国留给我们惊讶的回忆。多少既无真文凭,也无假文凭的才俊脱颖而出:王云五,只接受过五年的正规教育,算是“小学专科”毕业。他自学成才,曾当过胡适的英文教师,其后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行政院副院长、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