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剑莫干山
“中载的很少。而中青年经济学家的两个会议将被载入史册:一个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一个是1989年3月的京丰宾馆会议,前者,使中青年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时代;后者则随着那年初夏的历史事件而暂时销声匿迹。开会的人,各奔东西;有的升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经商了,有的走远了。”
在《八O年代:中者觉察出忧伤与坚毅的交织。北苑路加利大厦,柳红把自己的小家布置得雅致井然,客厅一侧摆放着传统的桌椅和茶具,这是她的待客之所,一眼便能看到她与丈夫朱嘉明的合影。
柳红珍藏着一张照片,这是一张黑白底的长幅照片,上写“1984年9月浙江莫干山,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合影”,透过时间的沧桑,30年前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容跃然纸上,180余人记录着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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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之地,非常之遇
在中国地图的东部,如果把沪宁杭三地连线成为一个三角形,人们会发现,这个三角形的中心,便是地处浙江北部的莫干山。这里草木繁茂,气候宜人,是江南难得的避暑览胜之地。古有干将莫邪在此地铸得雌雄两剑,莫干山因此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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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夏天,酷暑难耐,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影响中国命运的会议,会在这里拉开帷幕,1980年代后期一系列重要改革政策,也在这场会议中酝酿和论证,组织和参与会议的人,虽还健在,却也两鬓斑白,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和期待。
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从一列火车开始。会议的发起人,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那时候,他们刚步入而立,柳红说:“朱嘉明33岁,黄江南34岁,他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的经济师、助理研究员。”他们也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上山前,刚参加社科院组织的第一次博士生招生考试。
在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黄江南和朱嘉明等人讨论,农村改革已经5年了,城市改革还没有配套,这便是会议发起的初衷,而莫干山能够成为会议的场地,并聚集起全国最优秀的一批中青年经济研究者并非偶然,它是历史沿承的自然结果,只不过花落于此,在这里长成参天大树。“
19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大学生都毕业了,很多人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还上了研究生,人才已经有了储备。
其实,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工作者虽散居各地,但已经有了团体意识,密切注视着国家的发展和变化,也关注着彼此的境况,只要有一个机缘,大家都十分心齐,彼此响应。”柳红说。事实上,一直以来,经济研究者们并不孤独,他们有的保持着联络,以各自所在地为据点,随时准备发声和行动。1980年代大环境变好后,莫干山很自然地为经济圈子的聚合与发声提供了理想的场地。
在朱嘉明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自9月3日-9月10日召开,这是我提议,与佑成、江南在今年3月于杭州发起的。会议成功了,感到由衷的欣慰。”为了组织会议,朱嘉明9月1日便在山上住下,329楼是他的记忆抹不掉的数字。每天早上,他都去爬山,这位地道的北京人要感受一下南方山形的俊秀与北方山势的雄浑之异。
会前的5月份,《中国大趋势》的作者温元凯便在安徽合肥组织了“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等改革的先锋人物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全国改革者大会”。
温元凯锋芒毕露,会议“理所当然”地受到的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全国改革者大会”,没参加的就不是改革者了吗?莫干山会议组织者之一的张钢事后回忆,“改革者大会”后,因为这种开会形式过于扎眼,事后草木皆兵,于是,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们汲取了教训,改为多家新闻机构联合发起。
为了壮大声势,他们选择了《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中国青年》等媒体作为合作对象,发布消息。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以“本报讯”的形式发布会议信息,向全国征集论文,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当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则作者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这也算是广告吧,当然这在当时也不叫广告,是一条消息。《经济日报》算是大报了,《经济学周报》只是当时的一份小报。”经济学家华生就是当时在这两份报刊上看到消息后,将自己的论文寄过去的。莫干山会议则是以文选人,不论资历,不论长相,不论官阶,大家彼此从不认识,只是看到一条消息后把论文寄过去,至于会不会选中,似乎都不抱有必然的希望,当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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