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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如何协调发展
越来越密集的制度性安排让“限外”不再仅仅是一种虚无的文化心理,更多地变成了现实利益纠葛下的一种手段。

3月14日,在北京市的“十二五”规划发布会上,清理17个低端产业就业人群成了记者们最关心的话题,以至于发改委的新闻发言人不得不澄清,北京市政府不会实施这样的计划。
这项源于去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动议一经披露,就遭到了公众的口诛笔伐。在一次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调研后,人大课题组建议在全北京推广“顺义模式”,简单而言,就是通过清理低端小企业,小门店等,来控制外来人口。
北京市政府并没有明确地表态称要推广该模式,但确实在随后公布政策限制外地人购房、购车,并大规模清理地下室和群租,部分区县也开始提高饮食、杂货铺、收废品等低端服务业准入门槛。
在度过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的大城市病也进入了高发期,人口已经接近2000
万的北京称得上是病得较严重的一个,病因多被简单地归结为人口过多,于是,限制甚至清退外来人口,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并不光鲜的低端就业人群,也就成了最容易被选择的手段。
在城市文明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还高调地用高端和低端将人群进行分割,并加以区别对待,这样的治理思路引起了很多人的费解。

限房、限车、限就业

虽然过去的30多年里,北京的人口增长过快一直都是个在本市“两会”上年年要被热议的话题,但从来也没有像今年这样,各个区县都出台了明确的人口控制计划,并配以实施手段。
去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调研之后,总结出了一套“顺义模式”:从2008年起,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远郊城区顺义通过改造农贸市场,清理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小门店、小企业以及外来人口聚居的废品村,控制流动人口的就业岗位,鼓励企业使用本地劳动力等行动成功地使辖区内的流动人口保持在14万左右,远远低于北京其他远郊城区。
“顺义模式”虽然没有被北京市政府明确推广到全市,但这一有效控制外来低端就业人口的模式却引起了大兴、丰台等北京同类区县的效仿,很快就在全市铺开。比如丰台就提出,要在
2015年之前,三环路以内的范围,清退全部加工企业和以出租方式经营的各类市场、仓储等低端业态。大兴则推行郊区村落的社区化管理,即用“封村”的手法,来维护治安,同时控制外来人口在村子里大量租房居住的现象。
在北京的各级人才市场,从今年开始,那些无技术含量的低端用工信息也被停止公布,即使是农民工岗位信息,也大都是有技术含量的中高端岗位,以致于很多小物流、小饭馆和商铺招工只能重新回到小广告满天飞的局面。
事实上,这场针对外来低端就业人口的清理行动,过去的3年多里一直都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只是不为媒体所关注。直到今年初的治堵和房地产调控中,北京市推行限制外来人口购房、购车的政策引起了又一波北京人――外地人的大争论。

高端与低端

与过往的控制外来人口措施不同的是,这一轮北京发明了“以业管人”的做法。在1月份举行的“
2011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上,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就说道,控制人口,根在于“业”,要求工商部门充当“看门人”。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提高准入标准,约涉及30万户个体商户、近100万流动人口。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北京对于人口控制问题有了更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