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慈文化与当代青年孝慈观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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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孝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通过梳理界定传统孝慈文化的基本内涵，分析孝慈文化的当代困境，明确孝慈文化的当代释义，阐释当代青年孝慈观的培育路径，以引领当代青年对孝慈文化的认同，进而规范青年道德教育，让传统孝慈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孝慈文化；青年；培育路径；内涵
孝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随着历史的沉淀，孝慈文化逐渐融入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新时代的孝慈文化发展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功利化的趋势。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要坚守传统文化优秀部分加以传承，以新视角传承与发扬传统孝慈文化，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根基。
一、传统孝慈伦理文化的基本内涵
（一）血缘关系为本的孝慈思想传统的中国不光是以农业立国，更是以孝立国。“从文化生态学（culturalecology）的观点来看，传统中国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主要是适合于务农的经济生活”[1]。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想要谋生，必须以耕种为主，但是耕种这一谋生方式由单个人来进行是不现实的，因此想要顺利地耕种和收获，需要一个勤奋且关系牢固的团队来共同进行。较为稳定的团队，必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团体，家族就成为传统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以血缘为本的亲慈子孝的亲情纽带就逐渐产生了。在孝慈伦理中，血缘是起点和基础。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孝”与“慈”共同维系着家庭伦理关系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社会独有的孝慈观。在自然界，无论是有性植物还是哺乳类动物，都可以通过孕育后代而构成亲子关系，但通常这种亲子关系维持的时间较为短暂；相反，人类亲子关系的形成和培养需要一定的社会化考验。“以慈养孝，实际以慈换孝。以孝养慈，实际以孝换慈”。在社会关系中，父母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财富，一般情况下，子女对父母尽孝在一定程度上是想换取相应的精神回馈或某些物质资源。因此，亲子之间要建立长久的关系，需要在一系列社会化的经历后，这样的过程通常十分艰辛但是却必不可少。从人类学角度来说，从怀胎十月婴儿与母体生理上的联系和养育孩子过程中所说的“孩子三岁之前不离开父母，特别需要父母的爱护照顾”等行为可以看出，亲子之间形成的由于价值自觉意识产生的亲慈子孝的感情就更加容易。可以说，孝慈伦理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功利化的元素，但是以血缘为主的亲子关系则更加占领主要位置，以家庭为主要团体、以血缘为基础的孝亲思想必将一直传承和发展。
（二）自然本性下的责任与义务相统一孝与慈始终是家庭伦理的基本范畴，二者的产生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子代际关系，这是家族内部最亲密的代际关系；二是个体家庭经济，这是维护亲子关系的经济基础。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子关系，孝与慈既维系着家庭内部和谐稳定发展，也促进了后代子孙的延绵。在个体家庭经济基础上，每个家庭成员既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利，也要承担自己的义务。由此保证了家庭内部年幼子女的顺利成长，年迈老人的养老顺利进行。从人类学角度分析，人生有两个极端点：一个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怀”，指的是婴儿从出生到三岁左右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另一个是无法回避的养老问题。前者说明，子女要在父母的关爱照顾下才能健康成长为人；后者说明，父母年迈，只有在子女的孝行下才能安稳度过晚年。由此可见，孝的发生稍晚于慈，“孝”这一举动则是对“慈”的自然反馈。二者都是基于人类学事实下产生的。在任何时代，孕育子女和养老都是人类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人类逐渐产生了行孝与施慈的意识。因为种族延续的需要，才会产生“慈”的举动，但这并不是慈产生的唯一原因，因为在自然界，动物也具有这项本能，但是人与动物不同，人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学习能力。因此更理性的解释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即人性”，即人性。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孟子的意思是，人的良知不是其他的，是人在幼年时所学习到的爱亲与敬长以及在血缘或亲情中所学到的生存所需的应变能力。而这种自觉去学习的应变能力也是一种价值自觉意识，通过这种价值自觉意识，中华民族的祖先便在亲子关系中作出相应行动：父母对子女慈爱关怀，子女对父母多加行孝。尽管孝和慈这两种行为都源于人类学事实，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却只着重强调行孝，忽视施慈，并且将“孝”作为处理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亲慈则子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关于亲情的良性互动；反之，亲不慈则子难孝。亲子关系需要双向互动，单方面的子女对待父母尽孝或关爱是难以培养感情的；相反，在双向的情感基础上，父母或者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也就得到了提升，这就是情感的互益性。这也就进一步表明了孝慈关系中存在的理性特点，即孝与慈之间是互为条件的。由此可见，孝慈伦理分别指向了代际关系中的双方，并不提倡单向度的权利或义务。因此，孝慈文化既关乎父母又关乎子女，具有责任与义务相统一的特性。
（三）从自觉到约束，从家庭到社会孝慈文化从古至今一直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从个人意识与动机来看，人作为个体有养老与育儿需求，如《尚书·酒诰》篇中所写：“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阙父母。”指的是，人们忙于农活后，赶着车外出做生意，以此用来孝敬孝养父母。这说明，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对“孝”有一定概念，并且自觉行孝，将孝道的行为看作道德修养的体现。而这时的“孝”指为人儿女对自己的父母要顺从、敬爱，子女有责任和义务为父母养老，反之则为“不孝”。同时，孝在当时还有祭祀之意，指的是祭祀祖先，但是这种权利在当时是特权，被周天子、诸侯垄断，因此“孝”的这一含义并没有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道德规范。西周之后，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认为“孝”为“仁”本，同时孔子认为“孝”可以作为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规范百姓的一种手段，在《孝经·开宗明义》里就写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3]。孔子认为，孝道是一切行为的根本，一切教化都在此基础之上，在《孝经·三才》中也提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认为，“孝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日月轮换，四季交替一般。同时孔子也在这一篇中论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认为孝道在治理国家时起到至关重要的政治作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秩序与纲常伦理都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孔子之后，孟子认同并继承了孔子重孝的思想，并且提出“孝悌”之说。孟子认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他认为，敬长和爱亲的思想应当提倡，这是仁义之举，应当得到广泛传播，在社会范围提倡。孟子还提出“父子有亲”这一思想，很好地概括了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其中“亲”字也很好地展示了父慈子孝的交往方式。他认为，人是父母生养养育长大的，对父母亲近和侍奉是应当的事情；与此同时，儿女也是父母的血亲骨肉，父母对待儿女慈爱关怀，细心呵护也是应当的事情。孟子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上升为人伦道德关系。随后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观念，彻底将孝慈文化从生活层面推进到社会层面，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尊老爱幼、互相帮扶的社会风气。到秦汉之际，孝慈规范得以强化。在汉代“以孝治天下”的背景下，儒家学者以孔子、曾子的孝道观念为相关素材来编撰《孝经》。该书明确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不同等级的人实行孝道的方法，并且该书认为一切德行都在孝道行为之下开展。《孝经》一书中不仅明确写出调和君臣和调和父母子女之间不同的方法，而且将“离父事君”看作孝道的重要内容之一，鼓励人们先忠后孝，试图依靠此观点抬高孝道行为；与此同时，还强调孝道对于治国齐家的重要性，将儒家的德治转化为孝治。由上所述，孝慈思想是由最初的内在自觉和后期的外在约束互补完善的，孝慈伦理关系只有通过人的自律和社会规范的他律相互作用，才能得到更实际的效用。同时，孝慈思想在历史上不断地丰富内涵、补充扩展，不断实现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的贯通，但是不难发现，孝慈思想对于子女的“孝”的规范十分详细，对于为人父母应当实现的“慈”的规范却很少。
二、孝慈文化的当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