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稿下-课外阅读书籍.pdf

一、宋元哲学的历史背景
在五代末期,周世宗柴荣在统一了北方的基础上,夺取了后
蜀的陇西和南唐的淮南江北地区,开始了重新统一中国的事业。
公元九五八年,柴荣死,子宗训继位,才七岁。公元九六年,殿
前都点检大将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受部下拥戴,篡周自立,
国号宋,是为宋太祖。他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宋太宗)进行了统一
中国的战争。公元九六五年灭后蜀,公元九七一年灭南汉,公元
九七五年灭南唐,公元九七八年灭吴越,公元九七九年灭北汉。
从安史之乱(公元七五五年)以后实际分裂了二百余年,唐亡以
后正式分裂了五六十年的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只是,在石敬瑭
时期割让给契丹的北方燕云十六州,五代时即被拓跋族占据的
西北地区(公元一三八年称西夏),始终没有收复。
赵宋王朝总结了唐、五代的历史教训,认为国家的大患在于
军阀割据、权臣篡国和农民造反。对于前一个原因,它采取了厉
行中央集权,把军政大权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有力措施。赵匡胤登
位第二年,就定计解除了大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以后,国家主
力军禁兵即直属中央,命将临时派遣,不断调动,使“兵不识
将”“,将不专兵”。地方官吏如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等等唐代
“封疆大吏”的名号仍然保留,但不管地方政务。实际管事的官
员,由朝廷根据需要随时派遣。就这样,中央集权是大大加强
了,武将、宰相篡位的祸害是避免了,但地方军政的无能、抵御外
侮力量削弱的祸害又产生了。南宋思想家叶适、陈亮等人总结了
这一历史教训,说是“救一弊又生一弊”。叶适在《兵总论二》一
文中说“: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于本
朝者也!”其实,宋朝不仅兵制之困如此,官制之困也是如此。国
家养了大批的军人和官吏,只有对内压迫人民的本领,却没有对
外抗御侵略的能力。
至于第二个原因农民造反,赵宋王朝没有采取任何缓
和、预防的措施。宋朝不同于汉、唐。汉、唐在取得政权以后,都
采取了奖励垦辟的措施,唐朝还短期实行了所谓均田制,使部分
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增加了朝廷征收赋税
的对象,造成了王朝强大的物质基础。宋朝为了取得军人、官吏
的拥护,对他们实行了非常优惠的照顾,听任他们广占田产“,荫
庇”依附农民。他们和地方豪强一起,构成大量的所谓“形势
户”。这些“形势户”不出国家赋税,却向农民收百分之五十以上
的地租。几代以后,已经弄到免赋田竟占到六分之五以上。一切
军费、租赋、徭役都加到六分之一不到的地亩上。不消说,这六
分之一不到的土地是属于农民的。“恩施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
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这两句话说透了宋朝剥削制度的实
质。农民在沉重的租税压迫之下,生产发展缓慢,生活极其困苦,
因此,一上来就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最著名的,是宋朝开国
不久,赵匡义淳化四年(公元九九三年)蜀地王小波、李顺的起义,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攻破成都,几乎占领了全
蜀。以后真宗、仁宗、英宗三朝,还是宋朝的兴盛时期,武装起义
的事件连绵不断,如真宗咸平三年四川戍兵赵延顺的起义、景德
四年宜州军校陈进的起义、仁宗庆历三年沂州军士王伦的起义、
庆历七年贝州军士王则的起义、同年崇政殿卫士颜秀、郭逵的起
义。赵宋王朝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又要对内镇压起义,对外就不
能不更加妥协投降。真宗时期对契丹,仁宗时期对西夏,都是忍
辱退让,每年贡献大量的岁币、绢帛,乃取得暂时的苟安。这些
岁币、绢帛最后还是出在农民身上,这又火上加油,增加了农民
的负担和痛苦。
宋朝一开国就内外交困的情况,逼使比较聪明的皇帝神宗
不能不同意锐意改革的政治家王安石实行变法。王安石有“均
贫富”的理想,对社会有“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
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的看法,十分厌恶贵族、官僚、大地主、
高利贷者的害民自利。作为宰相,他知道真正“均贫富”是行不
通的,只能实行一些改革的措施。在神宗的支持下,他实行了青
苗、免役、方田、市易、保甲等法,企图达到抑制土地兼并、打击高
利贷、平均赋役、平抑物价、增加岁入、改革兵制的有限目的。就
连这点改革,也受到以曹太后、高太后为后台、以司马光等为领
袖的旧党的拚命反对。王安石新法在朝廷受旧党的反对,在下
层受旧派官僚和大地主的抵制和破坏,又缺少真正得力的助手,
纵然拿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来进行
斗争,最后还是弄得山穷水尽,不得不让出相位,隐居金陵。他
手下的吕惠卿、章惇等人,实际上是借推行新法得到高位的新官
僚;蔡京始终是一个借变法以营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