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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强人沙祖康

他的话语与言行不无争议,却又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他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时候,他的妹妹仍在大街上卖西瓜。

1993年8月,在轰动一时的“银河号事件”中,不辱使命的沙祖康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他以“沙银河”一名闻知天下。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说:沙祖康此行成了中国的民族英雄。
2001年,面对英国大使对中国的人权指责,他回敬说,我一看见你这张脸就想起了鸦片战争。你强行占领香港多少年,从来没有搞过任何选举,这样的国家哪有资格指责中国的人权?
2004年,面对美国威胁要搞反华提案,他说,“搞不摘反华提案,这是你的权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一定要打败你,我一定揍扁了你。”
,在回答美国对中国增加军费的指责时,他说.“美国人最好在这个问题上闭嘴!”

“秘书长先生,我这个人比较直,讲话比较冲,很多朋友说我这个风格要改改,您的意见如何?”沙祖康对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家,性格坦率,不喜欢绕弯子。潘基文则回答说:“千万别改,联合国需要这样的风格。”
2007年7月1日,曾服务于中国外交37年的沙祖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就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60岁的沙祖康此前是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以往,在国际外交界,中国外交官面带笑容、温文尔雅的仪态,常给人以东方人特有的神秘感。而“不太相信外交辞令”的沙祖康,却被美国报纸誉为――“surprisingly frank”,就是“令人震惊的坦白”。
沙祖康其实常常称自己为“农民外交家”。他说:“我确实是农民出身,身上冒着乡土味,讲话也带着农民的幽默,讲话比较坦率、直爽,不喜欢弯弯绕。”

出身贫苦

1947年,沙祖康生于上海,父亲当时是上海英国亚细亚汽油厂的工人、中共地下党员:母亲则在一家纺织厂做工。上世纪50年代,父母响应国家号召,回到江苏宜兴邮堂乡的决西村。但决西村并不是沙祖康的祖籍,多年以前,沙祖康的上辈家人是从苏北撑一只“放鸭船”来到了相对富庶的苏南,当时这样的人被称为“南漂”或“江北佬”。在普遍贫穷的年代,沙祖康一家在当地人眼里,仍然是“穷得不得了的人”。
由于父亲双腿有残疾,母亲体质又不好,作为家里子女中的老大,沙祖康不得不挑起家里的重担。童年玩伴蒋小金回忆,“好像是八九岁吧,祖康伢就开始天天放鸭”。“我在老家小时候什么都干过,养兔、养鸡、养鸭、养羊,还有田里的庄稼活儿,种麦啊、插秧啊、割稻啊,全练过。就一样农活没干过,那就是罱河泥。因为当时我个子矮,力气小,干不了。”在家乡记者沈重光的《一百个宜兴人》一书中,沙祖康这样回忆道。
由于饥饿,对于沙祖康和弟弟来说,每天讨论谁来舔食盛粥的容器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太阳也会在我的门前走过的。”面对生活的困窘,个子矮小的沙祖康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1962年,沙祖康升入杨巷中学高中部。当年高中时期的两位老师徐宇成和任康年都提到了沙祖康当年的英语老师――史凤云,这位抗战时期为美国飞行员做过翻译的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他选出十几个同学组成英语兴趣小组,寒暑假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给他们上课。沙祖康被选入英语小组后,很受器重,英语成绩也一步步提高。
1965年沙祖康参加了高考。考试那天早上,沙祖康就吃了一块老南瓜。沙祖康的高考应该是在饥饿中完成的,证据之一就是考完试的沙祖康昏倒在了街头。然而,饥饿却并没有影响沙祖康的临场发挥,中学老师任康年评价说,沙祖康“考得出乎意料”。
沙祖康最后考上了重点大学南京大学英语系。相对于兴奋的沙祖康,其父母却是愁容满面。最后,原邮堂乡党委书记吴海清以个人名义担保,沙家从人民公社信用社借了二十二块五毛钱。再加上乡里和村里救济的六十元钱,沙祖康以“先报到,再想办法”的心态,去了南京大学。

大学遇到“老妈”蒋克

上了八个月,“文革”就开始了。沙祖康的同学蔡锦秀回忆说,“在文革后期,两个人都成了逍遥派。但这种‘逍遥’使人苦闷,前途渺茫,看不见希望”。而沙祖康当时把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外边批判什么书,沙祖康就看什么书”。

蒋克是当时沙祖康所在系的党总支书记,当时同学们都叫她“妈妈书记”。这位“妈妈书记”今年已经88岁,提起学生沙祖康,她仍然兴致盎然。
她记得沙祖康入学的第一个冬天还穿着单衣,她后来给了沙祖康一件棉大衣。赶上星期日,沙祖康会去蒋老师家,一个月至少去两次。但他从不在老师家吃饭――总说吃过了。1969年国庆节后,全系师生步行两天到七十多里外的溧阳农场劳动。“沙祖康跑过来埋怨我走得慢,却一把把包拉过去背在了自己身上。”当时蒋克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跟在学生队伍里算再教育,沙祖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