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蛙》中的罪责与自我救赎
摘要:《蛙》中作者以蝌蚪的口吻,通过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娓娓叙述高密东北乡六十年来所发生的关于计划生育的种种现象。作者通过农村女医生姑姑所经历的生活历程进行延伸描写,把笔调触及到了关于计划生育的方方面面,同时大胆地揭露出在计划生育背景下人物由于国家政策和一己私利而产生的罪责,以及人物为实现自我救赎而采取的不同方式,这种因私欲而产生的罪责以及求心安而进行自我救赎,引人深思。
关键词:莫言;《蛙》;计划生育;罪责;自我救赎
一、《蛙》中的罪责
(一)因践行国家政策而产生的罪责
小说中的姑姑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背叛了她并且投诚国军的未婚夫曾这样形容她,“红木头”,姑姑对党和国家有着高度的忠诚,将计划生育政策当成一种“信仰”来执行,她是高度符号化了的时代英雄,是以忘我甚至无我的“螺丝钉”精神去服务革命和进行事业的,她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只有执行。姑姑以其坚定的信念、毫不质疑的手段,使二千八百多名未出生婴儿的生命葬送在她的手里。耿秀莲的死,王仁美的死,王胆的死,还有上千个无辜生命的死,都是令姑姑晚年饱受折磨的罪责。但如果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生命之痛、人性之痛都带有某种原罪的性质的话,这种原罪也是现代性之罪、历史之罪,而这种原罪不应由姑姑来承担。姑姑只是一个党的意志执行者,那些无辜的生命并非是她存心加害的,充其量她也只能算是“帮凶”。
(二)因私欲产生的罪责
“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罪责。如果说妻子王仁美的死姑姑是最直接的凶手的话,那么蝌蚪就是整个事件的推动者与默许者。妻子王仁美已怀孕7个多月,但他还是让妻子去流产,说是为了坚决捍卫国家政策,为了集体的荣誉,为了不辜负国家的信任。实则,这些都只是借口,都只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使现有的名利不受破坏,为了一家人能够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蝌蚪只好要求妻子去流产。
蝌蚪所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卑微、尴尬、纠结、矛盾,同时也自私软弱,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名利编造出冠冕堂皇的借口,给自己披上忠诚的外衣,然后不惜一切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名与利是他们所最看重的,但是他们的心中也有着所谓的道德良知。
“袁腮”为代表的道德无良者的罪责。袁腮可以说是一个阴险狡诈、唯利是图的小人。在国家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曾多次帮助妇女取环来换取好处费,同时也间接导致了王仁美等妇女的死亡。当进入社会新时期后,又开了一个牛蛙公司实则暗地里组织代孕服务。他明知陈眉是自己好兄弟陈鼻的女儿却依旧把她介绍给小狮子为她进行代孕服务,丝毫不念及朋友的旧情。明知陈眉是为了替父亲偿还医疗费用才从事代孕工作,却在她生出健康的男婴后骗她说是死胎,薪酬也从5万减至1万,给陈眉原本就灰暗的人生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为了钱财可以戕害无辜的生命,简直是罪不可赦、丧尽天良。他罪责的深重是不言而喻的。
二、罪责产生后的自我救赎
(一)忏悔的救赎者
小说从始至终都能感受到蝌蚪深深的自责。赎罪,是蝌蚪写信给杉谷义人先生的动因,他始终都在为妻子王仁美的死而进行自我谴责。“既然写作能赎罪,我就不断地写下去,既然真诚的写作可以赎罪,那我在写作时一定保持真诚。”这是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提到的。写作,是蝌蚪的赎罪的方式,也是他忏悔的方式。
在姑姑多番劝说他与小狮子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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