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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与翁美玲
女性可以成长,可以逐步成为一个理想女性,并因其人格价值而得到肯定,这正是大陆女性在至少30年的时间里,不敢想也未曾想象过的。而邓丽君显示了这种可能性。

台湾人若在上世纪80年代来到大陆,大概很难理解邓丽君的走红。她受到普遍的近乎狂热的热爱,原因或许是,她为处在微妙的历史节点上的大陆人,为如饥似渴地需要正常女性美的大陆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
在邓丽君的形象里,隐藏着一个中国梦。她出身贫寒,但始终在为成为一个典雅女性而努力,始终在对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进行自觉沿袭、认真模仿。这种努力效果显著,成龙这样评价:“她温柔、聪明、有幽默感,又美丽,她在服装和食品上的鉴赏力令人羡慕,她懂得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饰品……说实话,我配不上她,或至少当时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女性可以成长,可以逐步成为一个理想女性,并因其人格价值而得到肯定,这正是大陆女性在至少
30年的时间里,不敢想也未曾想象过的。邓丽君显示了这种可能性。

被借来的邓丽君

邓丽君的形象由两部分构成,一方面是她的声音形象,另一方面,是她通过影像、新闻所呈现出的形象。七八十年代台湾的社会结构下,倡导的是一种质朴有力的审美,正是这种取向,培育出了一个邓丽君,她那种干净的、甜润的、精心雕琢的、咬字和气息均体现着极大克制(这种克制往往使人联想到人性上的克制)的声音,也是对她所在时代的最好回应。她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标准中国女性的形象,温润、明媚、柔韧,时髦得适度,所以很难过时。这两个形象汇合出的邓丽君,作为一个女性共相,嵌入了整个时代的形象之中,完美、毫无瑕疵。
邓丽君出现之前,大陆的女性审美,正处于一个空窗期。1949年以后。城市化不再是最重要议题,表现在影像中,就是相貌漂亮洋气的女性遭到摒弃,最终逐步退场,相貌端庄质朴、具有劳动者特色的女性被大力倡导和声张,成为一统天下的标准脸。对于女明星来说,过于城市化的外貌甚至会成为一种原罪。例如上官云珠,因为相貌过于时髦而没有戏演,不得不通过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为自己赎罪。终于,在
1955年的《南岛风云》里,她因为出演女主角符若华,表现出了她的飒爽英姿,被视为脱胎换骨,赢得事业的第二春。
从此,女性美拥有了统一的模式,浓眉大眼银盘脸成为美貌要素,子弹射出枪膛般的语气宣示她们的处世风格,也说明了她们的社会位置。如影评人娄军所说,谢芳、王丹凤、秦怡、王晓棠、张瑞芳的美丽“是全部面向公共空间的”,影像强调她们的母性成分多于女性成分,“她们与永远正确的男政委一起,仿佛是革命事业的母亲和父亲,引领着银幕前的大众前进。她们纵然命运坎坷,却没有夜露风尘,她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却没有深刻的悲哀。正像学者路文彬所发现的那样,‘她们的形象是表演性的,因为生活并不能全然提供这种形象的样本……’。”
轻微的转变发生在1977年,在大陆城市化进程再度启动的前夜,电影《哑妹》出现。这个清新的、秀气的、明朗的角色,由上海姑娘陈冲扮演,她宛如清风,好似新月,也给银幕带来改变,让素眉淡目的女子从此也能成为女主角。这点改变在今天简直微不足道,在当年,却是冰面上的第一道裂纹。
城市化,需要城市女性的进化来引导它完成飞升。当1978年骤然而至,当城市化大幕再度拉开,大陆却没有足够多的城市女性偶像与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