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流溢奇秀悦人
书法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感悟颇多,但说来却又如此明了,一为对传统法帖技法形态的传承,得其“古意”,二是建立起“个性”语言创作理念。所谓“古意”,是对传统经典范本笔法、字法、章法等种种技法深入挖掘汲取和积累的审美结果。字无“古意”便会远离书法艺术坠入俗格。所谓“个性”是体现在对古典范本的承接又不同于古典范本;有别于他人作品风格语言,且格调高,不趋同俗弊。但从古典范本中寻求个人书法风格语言确立审美个性其实很难,远非有高超的技法就能解决的问题,作为一名书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艺术风格及审美取向。篆书的圆浑柔韧、隶书的古朴苍拙、楷书的端庄严谨、行草书的飘逸灵动,通过不同的创作手段去展示书法线条的笔墨韵律,从而进入“裁取率由,我塑我境”之境。而这一切又与书家自身字外的修养密不可分。
我学习书法已有十几年,因为刻印而学习篆书。最早从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等先贤们的临创作品中寻求习篆门径,初有所获。加强自身学养,领悟书法特别是篆书与篆刻的密切关系,在这方面,清道人李瑞清的论书之语对我影响很大:“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
,篆书唯鼎彝中门径致广,故学篆书当神游三代,左右齐楚,可谓以大器立其体,以小器博其趣。”于是苦心搜求大量的金石碑版,款识铭文,并将精力倾注于《散氏盘》、《毛公鼎》、《中山王厝》三器(《中山王厝鼎》、《中山王厝方壶》、《嗣子壶》)刻辞及秦篆的观摹临习,从中深入参悟篆法、笔法。大篆的浑厚遒媚,小篆的工整匀称,创作时多有借鉴,尤其是战国《中山王厝》三器铭文,其镌刻老到精熟,笔画瘦硬劲挺,韵致圆转飘逸,婀娜多姿。故此拟厝器铭文笔意便成了我近期主要作品的风格特征。
先秦金文有范铸、凿刻两种制作形式,由于时代、区域的不同,其结体、章法及线条的形态与意态皆有区别,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王墓的《中山王厝鼎》、《中山王厝壶》、《嗣子壶》三器铭文均为刻铭,原因是战国时期铁器广泛应用,有了更为锋利的镌刻工具。这个时期的金文,一改西周金文浑穆凝重、厚实壮伟的风格,已变得飘逸秀美,形体修长,线条圆柔,这一特点十分突出。郭沫若说:“中山之俗,古称好康乐歌谣,则其文盖亦艺术的民族。”从中我们得知中山王三器有如此的艺术想象力和工艺技术,主要是其民族习俗所致。据中山国王陵现已发掘的资料看,其文化面貌与三晋文化相近,又有与华夏文化的北狄文化相融合的地域文化特征。中山王三器共有铭文1101字,记载了中山王国的历史世系。器铭风格相同,应为一人所为。其竖画如银针立案
,曲画精婉柔韧,方折冷峻清爽。其结体修长清秀,章法整齐严谨,行列分明,清新悦目,楚楚可人。运笔洗练,笔笔中锋,笔画秀美,自然流丽。那些附加的鸟形饰件栩栩如生,不仅强化了作品的视觉效果,而且丰富了整体作品的气息变化,是装饰性很强的美丽繁茂的鸟虫篆变体,它上承商代甲骨文的瘦硬劲峭,下启秦篆重心上移的修长体貌。可谓风华流溢、奇秀悦人。
苏东坡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学古不为古所役,取其精华,融以己意,化为我用,以创作为目的,这才是书家学书的根本。如果一味以画瓢为能事,原本照抄,这样的作品只能说是临摹,谈不上创作。在厝器书法创作上,已故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徐无闻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先生“喜用特制的长锋猪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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