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doc

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学术研究论文
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
李友梅,上海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不断加快,并面向未来积极谋划“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然而,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并不一定同时会带来人们社会安全感的增强。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型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首先遭遇了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因此,有必要从特大型城市当下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维度,整体、系统与深刻地认识社会风险生成的新机制,进而重新审视特大型城市防范和治理这种社会风险的实践能力。
城市发展周期与风险来源
城市有其物理与文化的双重属性,道路、建筑、基础设施及自然条件构成了城市的物理属性;人们对城市的认知、归属感及城市文明的社会文化底蕴构成了城市的文化属性。城市的存在离不开其物理属性,而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更依赖于其文化属性。西方的城市理论及城市演化历史表明,城市的发展有其生命周期。城市总是经历着从生长、扩展、繁荣到崩溃瓦解或再度繁荣的过程,这个周期性重复的转换过程往往又与文明的兴衰同步。这意味着,城市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建没更新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常常会是一个由各种生产方式、各种集权机制以及多元价值追求相互作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同时存在推动社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再生产的多重因素,它们的相互协作或者冲突,会使城市社会的发展变化异常复杂并相应地面临阶段性的风险。
风险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及来源。比如,传统农村向城镇转变的初期,城市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城市密度与集中度相对较低,城市的风险相对较少。随着城市人口与建设规模的扩张,各种资源、市场、信息等在城市聚集,城市日益面临着诸如秩序失衡、人口对环境资源和公共服务的压力加大等结构性风险。当城市活力不足,进入相对衰退期,城市的风险则会系统性地爆发,比如城市就业机会的减少会增加社会的贫困,城市基础设施的老化、住房的紧张等问题会导致公共安全、社会冲突的增长。当城市不能有效地实现自我更新,不能在制度和政策领域进行系统性的变革,这些风险就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危机。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以纽约、伦敦、芝加哥、底特律等为代表的欧美大城市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型城市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的现代化阶段,它们的人口规模与空间密度逐步接近各种资源承载能力的临界点。超常规的城市化使得特大型城市面临城市生命周期的严峻考验,比如基础设施老化与公共服务更新缓慢所产生的安全风险,已经成为当前最主要的风险之一,2012年夏天北京大雨导致的城市水灾及人员生命和财产损失,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又如,有研究指出,我国很多城市的地下管线是在20世纪80年代投资建设,到目前为止已经使用了30多年,由于各类项目缺乏整体系统的规划,加上当初管道材料质量不佳、管道施工不规范、管道保养缺乏等原因,城市地下管道的安全风险也越来越大。
从某种程度上看,特大型城市的这些风险不仅与快速的城市扩张相关,更与公共安全与服务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没有同时受到重视相关。究其根源,还在于城市开发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动因与“利润延伸”被长时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