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战国策派”(第三章).doc

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战国策派”(第三章)|第1
内容加载中... 第三章“独特”的中国文化战国策派运用“文化统相法”,通过揭示标志文化有机体生命兴衰“转折”事件的象征意义,提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病象、病理的独到看法。根据战国策派的看法:中国文化“病”在:1 文化生命独具“两周”,目前正处于第二周文化总崩溃,第三周文化着手重建的时期;2 中国文化有机体的生命,表现出的最鲜明的败相,即“无兵”的文化。如果参照钱穆对中西文化的观察,也许更见战国策派,对中国文化“病症”诊断的独特: 根据钱穆的看法,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国文化所遇到的困难,正是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相遇时,势所难免的不适应。钱穆是这样看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正是自然环境,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以此为依据,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的分别不外有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濒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西方文化为商业文化的代表,中国文化是农业文化的典型。钱穆以此为理论原点,对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作了这样的对比: 西方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而向外寻求,因此为流动的,进取的。商业文化的生活环境是濒海地带,向大海求生活的生存要求,逼迫人们有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并且单恃人力不足谋生,必须依赖船舟等工具,于是有深刻之“工具感”。……他们是克服外在的自然来获生存,故对外有敌意,此种民族,内心深处,无论是世界观还是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对自然是天人对立,对人类则是敌我对立。形成哲学心理上的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这与战胜克服的要求相呼应。所以这种文化的特性就表现为“征伐的”“侵略的”。2 中。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农业,所依赖,是气候,雨泽,土壤,这三样,都不是人类力量能安排的,倒好象冥冥中有为这些安排妥当,而人类只要忍耐以为顺应,不必战胜克服。所以农耕文化心灵里感到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自勉也是用“安分”而“守己”,这种文化的特性常见为“和平的”。[1] 1 两种文化熏陶出的人生追求不同: 商业文化的民族向外争取,因为流动的争战生活而与生俱来
“空间扩展”,“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不能移动,祖宗时代都守在一个地方。所以不寻求空间的扩展,而惟望时间的延续。不想人生无限向前,而只求安足,循环不已。所想象而企求的,是“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2 两种文化的人生,进取强弱不同: 商业文化的民族有鲜明的“财富观”。财富银钱可以深藏,可以用符号计数。体现在精神上,是企业心理积极。而农业文化的农人惟重生产。土地出产,有一定限制。则没有多大的野心刺激可以追求。加以农产品不易保存。所以常常是感到满足而实在是不富有。所以前者追逐富强,后者常保安足。总而言之,尽管代表农耕文化的中国文化,遇到了咄咄逼人的代表商业文化的西方文化,产生了老大的“不适应”,但钱穆念念不忘的是,寻出这不逢时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就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