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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
陈平原
谈论武侠小说,很难不从「侠」的观念入手。说到底,武侠小说是一种讲述以武行侠故事的小说类型。用梁羽生的话来说,「「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
这就难怪研究武侠小说的学者,都喜欢花费笔墨分辨「侠」的观念。因为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武侠小说,以及武侠小说是怎样发展而来的,就只能是一笔糊涂账。只是专家们关于「侠」的基本特征的概括实在过于纷纭复杂:刘若愚最早在《中国的侠》一书中列举了「侠」的八种特征;其后,侯健在〈武侠小说论〉中总结「侠」的十种特征,只有第一条「尚气任侠,急人之急」与刘若愚所讲相符;而田毓英在《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一书中列举「侠」的十一种特征,崔奉源在《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一书列举「侠」的八种特征,又都各有自己的说法。仔细分辨,不难看出各家所赖以观察的角度不同,故其结论相去甚远。刘著目的是介绍中国文化中可以统称为侠的这一侧面,包括史书、诗文、小说、戏曲,因此下定义时基本上没有依据古人史书中的看法,更多的是依据现代人的阅读印象;侯氏则先确定「最早的武侠小说,应当是唐代的传奇」,故依据《太平广记》所收二十五篇「豪侠」小说来给「侠」下定义;田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更多着眼于中国的「侠」与西方「骑士精神」的区别;而崔书主要依据司马迁、班固等史家著作,考察的是古代「侠」的型态。尽管各家所述都言之有理,可都很难作为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基点。因为,在我看来,武侠小说中「侠」的观念,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关键在于考察这种「融合」的趋势及过程,而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凿的「定义」。

一
「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中「游侠」、「私剑」并称,而「带剑者」的特征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后世关于「侠」的观念在此已露端倪,这就难怪司马迁为游侠作传,以《韩非子》此说开篇。只是此说语焉不详,且无具体例证;一直到《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被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因此,后世谈「侠」者大多本此: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可与这段话相发明的是〈太史公自序〉中关于〈游侠列传〉写作动机的说明:「游侠救人于阨,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传中所记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之所作所为,大致不出此一范围。班固追随司马迁,为《汉书》作〈游侠传〉,其中除照录朱家等人事迹外,又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任侠行为,不过叙事观点已有所变化。此后便无以为继,历代史家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于是形成了这么一个特殊局面:讨论汉以后的侠客,不能再借助于「历史」的支持了。也就是说,很难再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了。
好在历史学家已经断言,东汉以后游侠一蹶不振。梁启超着书述中国之武士道,起于孔子而迄于郭解,理由是:
故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摧之,而暗锄之,以绝其将衰者于现在,而刈其欲萌者于方来。武士道之销亡,夫岂徒哉!
孙铁刚也以汉景帝的滥刑滥杀为游侠根本无法生存的原因,并进而称:
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
单是严刑,未必就能灭绝游侠。司马迁述汉景帝诛杀若干游侠后,各地行侠之士不但没销声匿迹,反而「纷纷复出」;班固则称「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杰」,可见侠士远未被汉景帝赶尽杀绝。游侠的衰亡就像其兴起一样,很难给定确切时间。司马迁称「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之」,原因是侠客的行为不见称于世, 故其事迹湮没无闻;班固则认为侠客只能产生于「周室既微」以后,在此之前「上下相顺」,没有侠客活动的余地,故可以司马迁述及的战国四公子为游侠之祖。汉人荀悦也称游侠「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汉纪》卷十)。实际上,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侠客,这一点无关紧要; 要紧的是以「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时代为侠客的活动舞台。原有的阶层划分和道德规范失落,秩序混乱,尊卑贵贱不再是铁板一块,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就是游侠之得以驰骋的特定时空。倘如此,则中国历史上得以产生侠客的时代远不止春秋至秦汉。
是的,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魏晋南北朝诗篇、唐代传奇,以至宋元话本,其中的侠客形象,不少带有其创作时代生活的印记。作家之所以将侠客搁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