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反传统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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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的思想构建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这一时代的人们的反思能力,以及在反思过程中挖掘思想、精神资源的深度。对于思想史意义上的当代中国——我这里指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因为在七十年代以前,思想史上留下来的是一个空荡荡的断层,只有七十年代末以后,政治局面的变化才使“思想”获得萌生与发展的机会一思想界面临着价值的危机与新生的契机。价值危机主要表现为社会的急遽变化而产生的思想、精神资源的危机,而新生的契机则主要表现为,面对危机浮出水面并广受注意,如果能够营造一个宽松的言论环境与一种保障自由权利的民主机制,这个时代有可能焕发出更强的思想活力。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人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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