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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改革前景与改革顺序的讨论——现代化需要理性建设
“中国的改革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上,最重要的议题是原规则的改革,即产生各种规则的规则需要改革。”
2011年12月6日,国内奖金最高的中国软科学奖颁奖典礼上,改革再次成为焦点话题。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这一场关于改革前景与改革顺序的讨论。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从改革的重要性、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改革可以是以下三个排序:
第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庞大的国有企业上。现在关于国有企业有三个数据——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有119家央企,财政部出资以及各个部委管的央企有6000多家,另外地方的国企有11万家。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仍然是我们下一步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国情,这个国情如何解决?这是我们改革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第二是公共预算改革。1993年分税制改革推动了财税联邦制,但由于民主制度没有跟进,财税联邦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强了国家能力,弱化了地方能力。因此地方在事权下放和财权不行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所谓的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现在更加公司化的倾向,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经营性的政府。实际上这些都和公共财政预算的结构设计、制度设计,以及整体的公共预算法相关。
第三是法院改革。我认为下一步司法改革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它决定着整个社会治理、政府治理。我建议现在的法院体系要建立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特别是国家层级的法院体系要尽快建立起来,整个社会的信用,包括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可能更多要依靠国家层级的法院体系来打破地方保守主义,以及现在通过信访、通过政府行政化的手段解决社会广泛存在的“权利贫困”的问题。下一步如何通过公正的程序、司法的渠道解决社会目前存在的诸多难点,我觉得这块改革也是很有必要、很有操作性的。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的改革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上,我们一方面要讨论从哪里入手、哪些是最重要的,但可能更为关键的是产生这些议程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合理?我们如何来把某些问题放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过去,这些议程的产生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在过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带来的问题是,政治的议程和现实的公共生活、民众的切实关注和诉求之间缺乏有效率的、及时的互动。因此改革最重要的议题是原规则的改革,即产生各种规则的规则需要改革。
我个人一直在想,现代化其实是需要三个理性的建设:以市场经济为载体的经济理性,以政府为载体的管制理性,以及以公民社会为载体的沟通理性。
政府在中国始终是一个资源的动员者、分配者、管制性权力的主体。政府当然非常重要,即便未来我们强调一种新的游戏规则的建设,也绝不意味着要走向无政府。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这种管制性的权力如何才能理性化?这种管制理性的建设需要包括法治、公民社会在内的多重机制的完善。
现代化的完成需要以公民社会为载体的沟通理性的建设。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有自由,同时也能够分担责任?我们每一个个体是不是可以自信地、有尊严地去行使,去参与公共事务,同时不必担心自由权行使带来的某种可怕的后果?这就是公民社会进一步有序发展的问题。
过去经济理性的建设已经有了较多的发展,接下来可能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管制理性的完善和公民社会改革的完善。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从经济学角度讲,我想可能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