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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析海德格尔视野中舍勒思想的形态与意义
浅析海德格尔视野中舍勒思想的形态与意义

海德格尔思想的创造力常令人惊叹，但若我们看得更细就会发现，这种创造力深深地植根于他对其他思想的强大的学习能力(本己居有、自行转化之能力)。在曾令海德格尔受益甚多的同代学者中，马克斯舍勒占据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在堪称思想日记的《黑皮笔记》中，海德格尔曾有这样的独白:《存在与时间》乃是很不完善的这样一种尝试:尝试着进入到此在之时间性中去，以便去对那个自巴门尼德以来的存在问题进行重新发问。对于这本书所遭遇的异议，我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足够的敌人这本书没有为我带来一个伟大的敌人。海德格尔的意思是《存在与时间》的真正意图始终在遭遇误解，人们几乎从未真正读懂它。惟一的例外或许是舍勒。按弗林斯的报道，当《存在与时间》在1927年春季出版时，海德格尔立即就将此书寄赠给舍勒，后者随即着手展开研究并写下若干评注。晚年的海德格尔告诉弗林斯:在那个时候，舍勒即使不是惟一，也是极少数认识到《存在与时间》价值的哲学家之一。
一
1928年5月，正当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进行《以莱布尼茨为起点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这一讲座时，舍勒突然因心脏病发作于19日在法兰克福去世。两天之后，海德格尔打断了这一讲座的授课进程，在课堂上临时宣读了一篇名为《纪念马克斯舍勒》的悼辞。
在这篇悼辞的开端处，海德格尔描述了舍勒之死带来的震惊与震憾:马克斯舍勒死了。刚从一种伟大的、具有大幅度和多层次之规模的工作中出来的他，处在向终极和整体进行突进的一种新的起跑阶段中的他，正在一种新的、载有其甚多期盼的教学活动的开端处的他，死了。紧接着，海德格尔给予舍勒思想以极高评价:马克斯舍勒且完全不论其创造力的规模和特性乃是今天德国最为强劲的哲学力量，不，他乃是今天欧洲甚至是在当前之哲学本身中最为强劲的哲学力量。然而何以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其依据何在?
为此，海德格尔回顾了舍勒思想之形成所具有的那些机缘:舍勒的哲学开端受到了奥伊肯生命哲学的影响:此外，舍勒是从一种实证科学即生物学出发的:决定性的推动则来自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并且舍勒清楚地看到了现象学的那些新的可能性。他并没有外在地接受和使用这些可能性，而是亲自本质性地促进了这些可能性并且立即就把它们带入了与哲学的那些中心问题的统一性之中:这首要地是通过他对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得到了证明。与柏格森的争辩对他而言也是重要的。
二
舍勒的道路，哲学的一条道路，曾经如此闪现在海德格尔面前。然而，这究竟是怎样一条道路，或者说，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舍勒的道路具有何种本质性的意义以至于能被称作哲学的一条道路( ein Wegder Philosophic)?
按此前的分析，舍勒这条本质性的道路是一条哲学人类学的道路，是在整体关联中对人之所是的追问。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舍勒自己的文本还是学者们的研究，都已使之得到较充分的揭示，故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我们在此将把重心放在对刚刚提出的那一问题的追问上，更确切地说，将是对这样一种问题的追问: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究竟从中读出了何种深意，以至于他给予舍勒如此高的评价?
鉴于问题本身的幅度、深度以及复杂程度，为了使接下来的探讨进程变得更易把握，在此我要对上述问题预先做出一个简要回答:舍勒的`整体发问是基于整体关联的对人之所是的发问。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这切近于他所思考的人与存在的关联问题，而这种关联问题恰恰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问题( Grundfrage)。并且，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这一基础问题绝非仅仅是其本人思想的基础问题，更是西方思想本身从过去走向未来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性的基础问题。
三
德国哲学中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并非始于舍勒，但在海德格尔看来，惟有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才呈现出真正令人深思的东西。
《康德书》抄录了舍勒的一番话，它显然引起了海德格尔的共鸣: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的时代一样，关于人有着如此大量而又如此多样的知识:也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的时代一样，关于人的知识会以一种如此强烈和如此迷人的方式表现出来:迄今为止，更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的时代这样，能够如此迅速和如此容易地提供出这一知识。但是，同样也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的时代这样，对人是什么的问题知道得如此之少:更没有任何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人竟然如此地成为问题。江进一步地，以未曾明言的方式，海德格尔道出了舍勒的哲学人类学之规划的深远意义:这种哲学人类学把问题之追问推进到了这样一个境界:哲学的核心问题都从人这里而来，并不仅仅因为是人提出了这些问题，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就其内在内容而言，都与人有着某种关联。所有核心的哲学问题都寓于人的本质存在中。
四
在对舍勒思想的转化工作中，海德格尔既看到了他所理解的舍勒思想的伟大之处，也指出了他所发见的舍勒思想的限度。1928年的马堡讲座为此提供了较充分的见证，可供我们对相应的切近问题和转化工作做出具体而细致的考察。
在此讲座中，海德格尔指出: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主客体关系问题一再地被当作认识论的基础问题加以讨论，但都半途而废，因为此问题从未得到彻底深思。问题的重心不在于主体或客体，而应在关系/关联本身。海德格尔坦承《存在与时间》的一个准备性的主要任务即在于:把这种关联在其源始的本质中彻底地带到光亮中来，更确切地说，是在一种十分基础性的意图中这样做的，这一意旨很快就被舍勒隐约地察觉了，但舍勒是以别的途径和出于别的意图而抵达了近似的洞见。
篇2：海德格尔思想中物的意义论文
海德格尔思想中物的意义论文
一、作为用具的物
西方形而上学惯常的做法是，设定一种超然于主体的、自在自为的物的世界，比如，笛卡尔的“物”就是完全不同于意识的、朴素意义上的物质(Materie)。关于物质的本质，笛卡尔写道：“物质或物体的本性，并不在它是硬的、重的、或者有颜色的、或以其他方法刺激我们的感官。”它的本性在于广延，它是一切变化中始终保持不变的东西，换句话说，“它的本性只在于它是一个具有长、宽、高三量向的实体”。
笛卡尔对广延物的定义为其后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登场拉开了帷幕。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定义仅仅在虚假的意义上适用于自然物，或者说纯粹的“物质”，根本无法解释使用物。简单讲，海德格尔的“物”不是“物质”，不是自然物，是工具意义上的使用物，而使用物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是纯粹的物质，它的价值和意义这种非物质的东西不能建立在不具价值和意义的纯粹的物质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如何借助物来领会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呢?传统西方形而上学认为价值是附着在物上的，但这个“附着”在存在论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其实通过自然物来解释使用物是行不通的，因为只要承认价值是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基本部分，我们就得承认笛卡尔对物的洞察的方法论基础不仅仅是不完整，而且是彻底错误的。笛卡尔方法论的漏洞不可能再通过其它补充、拼凑、联结等方式来解决，而应该是彻底的转向，并以此对“物”做一次更始源的阐释。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考察的是作为用具的物，他通过区分“在手状态”(present-at-hand)与“上手状态”(ready-to-hand)，讨论了人与物的关系。当人意识到作为用具的物在其手中的时候，“在手状态”这种关系就会呈现出来。芬伯格对此给出了一种社会学的阐释，他指出，在手状态“这种独特的措辞说的是，它们在特定使用方面被给出的方式，即它们所提供的‘有用性’的给出方式”。当我们观察一台纯粹电脑的时候，电脑就是一种“在手”的物。相反，当用具的使用者对其用具毫不留意、仅专注于他使用用具所完成的任务的情况下，“上手状态”这种关系才会产生。人在专注于看电影的时候是意识不到电脑的存在的，此时的电脑就是一种“上手”的物。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重新回到了古希腊关于物的概念。“πραγματα;这就是人们在操劳打交道(πραξιξ)之际对之有所作为的那种东西”，在这里，物最先被揭示为用具，物在生存论意义上就是用具，易言之，用具是物的本真状态。作为用具的物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物的存在先已是整体性的，二是这个整体性的指引联络确保了具有一定特征的物的存在。
严格地说，从没有一件用具这样的东西“存在”。属于用具的存在的一向总是一个用具整体。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那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用具本质上是一种“为了作……的东西”。有用、有益、合用、方便等等都是“为了作……之用”的方式。这各种各样的方式就组成了用具的整体性。在这种“为了作”的结构中有着从某种东西指向某种东西的指引。
“为了作……之用”就是作为用具的物的存在，所以，人们基本上不会注意我们与世界打交道中遭遇到的物，而会注意物的“为了作……之用”，即“有用性”。换句话说，在操劳的过程中，人们关注的并不是它们的客观属性，而是它们的有用性。因此，物的存在、物的意义最早从使用中出现，是人们认识物的基础。物的专题化、客观化、对象化只当在用具残缺的时候才有可能。只当它与指引联络的关系破坏的时候，物才显现，才能被意识到。这种破坏是走向依据科学态度观察纯粹物的第一步。此时，物才表现为非世界化，表现为世界性(整体性)的褫夺。
只有当人们从这种整体性抽身而出时，才能够遭遇到“纯粹的”物，也就是作为主体之对象的自然物。因此，笛卡尔以自然物说明物是不可能的，笛卡尔将广延作为物的规定必然是独断的，他的认识论是无根基的，他的“物”也必然是臆想的。但随着数学自然科学的发展，笛卡尔之物又恰恰是最具统治模式的。
“我思”不是人与世界最切近的打交道的方式，因为按照笛卡尔的“我思”来行动的话，人们甚至都“很难密封信笺、点亮烛光”。这种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意识与物的打交道的方式是一种“在手状态”，它只是“上手状态”的残缺形式。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表明，物在上手状态中与此在打交道是此在原本与物最切近的交往方式，一种先于表象的状态，一种与生俱来的方式。换言之，前反思性认识是更原本和更在先的，它就是“操作着的、使用着的操劳”。
这种操劳具有明显的实践特征，它不仅不同于表象、直观、反思，而且还先于它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先于”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在先，更多是指我们本来、一直、当下都处于此种“操劳”之中。在操劳之中存在，就意味着此在已经在根源上绽出于始源的空间，与之一道的是物与此在的不可分离的协和性，而当上手事物变为在手事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表象某物的时候，三维空间才映入眼帘，所以，上手事物在此在操劳的状况下绽露的“在……之中”的空间性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空间维度的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操劳的空间性是笛卡尔广延物的基础和条件。我们周遭上到手头的东西之所以能够与此在照面都是建立在操劳的空间性前提条件上的，也就是说，此在的物之所以能够和此在照面是建立在此在的基本结构基础上的。
二、作为持存物的物
海德格尔可能在撰写《存在与时间》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于是，在之后不久写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他就指出，形而上学本身具有技术性的、制作性的把握解蔽的特征，是一种“制作主义的形而上学”。制作牵涉到在制作物之前的理念。这是古希腊人对制作的最初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历史上种种对实存的解蔽就沿袭了制作主义的解蔽传统，人类早已开始将技艺和此在的制作活动强调为把握一切解蔽模式和存在者本身存在的方式。上帝造物观念也处身于这一形而上学之中，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同样无法置身于这一形而上学之外。这种从对传统形而上主客二分的批判转向对形而上学之技术性、制作性的批判，实则已经是海德格尔从更基础的层面面对传统形而上学，此在这种有目的的存在者在现代技术世界中的命运也在这种技术性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明确阐释。事实上，技术性的形而上学在现代已经演变为技术本身，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具体体现。
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技术，它“已经使无间距的东西占居了统治地位。在切近之缺失中，我们上面所讲意义上的物作为物被消灭掉了”。为什么说技术消灭了物呢?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展开了追问。他指出：“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一种手段和一种人类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技术的工具性规定对于现代技术也是准确和适切的，现代技术被认为是合目的的手段，这无可非议，但正确的东西未必真实。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分析是在更大的世界图景下展开的，“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如果现代形而上学在遗忘存在的前提下，通过对某种主体的阐释和某种真理观点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态奠定了基础，因而在现代形而上学的框架内解析现代技术定然是某种主体的目的和工具，那么其本质被认定为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结论就不足为怪了。
但从切近来看，技术不是作为目的的工具性的手段，而是比手段更本质，“乃是一种解蔽方式”。通常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只是这种技术存在论意义的派生物，仅仅是存在者意义上的东西。技术按照特定的方式将物带入在场，让其显现出来。技术将物揭示为具有特定特征的特定存在。技术已经成为基本的解蔽方式，是支配一切语言和行为的实践，而这种实践使人们周遭的物以特定的方式显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