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doc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
【内容提要】上海开埠后,金融地位开始迅速上升,辛亥前夕已具有了跨地区、甚至全国性的影响。与华北的财政性金融中心相比
,上海金融业与商贸及社会经济的关系较为密切,对工商业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1927至1937年间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复杂
关系有一整合的过程。
【摘要题】民国史研究
【关键词】金融史/上海/国民政府
【正文】
一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这一中心地位有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只是江浙地区多个钱业市场之一。上海的钱庄业起源于清乾隆年间,18世纪70年代已有钱业公所的组织。至光绪初年,上海北市有钱庄80余家,南市也有30余家,可谓盛极一时。清末和民初,受政潮和金融风潮的冲击,上海钱庄业一度有较大萎缩,嗣后逐渐8ttt8恢复,到1928年底,北市计有钱庄78家,南市则有18家。(注:徐寄庼:《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页。)作为dddtt历史久远的中国本土金融组织,钱庄业与上海的工商和社会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到20世纪20、30年代,即便上海钱庄业的整体实力和作用已经被银行业远远超出,但其影响力仍然,是这一时期中央当局所不能忽视的重要力。
随着开埠后,作为dddtt中国最大内外贸易口岸地位的确立,带有近代意义的金融地位也开始在上海迅速上升。起先是外商银行,自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进入上海,到1911年外商银行已有27家,而同期其他金融较发达城市的外商银行数为:汉口19家,天津8家,广州7家。(注: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1891年成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改组易名为上海众业公所),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标志着上海金融近代化又大大迈进了一步。至1928年底,上海共有24家外商银行,其中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商银行居多数,势力也最大。(注:徐寄庼:《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第2页。)这些外商银行长期控制着经由上海的进出口贸易的收付业务,对上海金融市场也起着重大影响。由于
. com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关当局不能直接管辖这些外商银行。
1897年5月,在上海诞生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通常认为这是家商股银行,但进一步考察,就可以,这也是8tt t 8. com旧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对银行业,当然也是8tt t 8. com对上海新式金融机构的介入。中国通商银行是由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怀奏准设立的。他在1896年11月1日《条陈自强大计折》所附“请设银行片”中谈到:“臣惟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成大。拟请简派大臣,遴选各省公正殷实之绅商,举为总董,号召华董,召集股本银五百万两,先在京师、上海设立中国银行,其余各省会、各口岸,以次添设分行,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注: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后10月版,第4页。)在盛宣怀看来,银行股本是商家所出,但设立银行之核准、总董之产生、股本之募集,均需由中央政府所派之大臣主持。至于盛宣怀所拟“中国银行”章程,确定所设之银行正式命名为中国通商银行,实质上也都是政府行为的一部分。总理衙门议复盛宣怀奏请设立银行一案,不是官与商之争,而是8ttt8清政府内部就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进行论证。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通商银行总行所在地,起初曾考虑“先设总银行于京都,……京都市面繁盛,除总银行专拨官款、印发券票外,应准商人集股开设分行。各省会暨通商大埠,如上海等处亦一律招商开设。”(注:《银行董事酌拟章程四十条(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选辑之五)》,第30-31页。)但是dddTt盛宣怀在征求洋大班美德伦及部分华董的意见后,力主“上海为总行,京都为分行”,并针对“京都总行”派的主张,指出“上海为中国通商第一口岸,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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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为银行总汇之所,以便中外交易。”(注:《盛宣怀咨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文(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选辑之五)》,第67页。)清廷最后同意在上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可见,对于上海作为dddtt工商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当时朝野都曾有这方面。
中国通商银行的额定资本为500万两(每股100两,共5万股),实收250万两。在实收资本中,盛宣怀任总办的招商局认80万两、电报局任20万两,而招商局与电报局当时还都是有官股的。盛宣怀本人和李鸿章、王文韶等其他官僚共约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