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古典美男
谈到美人,人们的脑海里自然而然会和女人联系在一起。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几乎尽人皆知。“郎有才,女有貌”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价值观的中国夸赞伉俪的最为流行的溢美之词。美丽的外貌就只能属于女人吗?男人可不可以比拼美丽呢?
一、上帝造人的初衷,男性是应该比女性美丽的。
实际上,我们纵观动物界(人虽说被称为高级动物,但终归也属于动物的一种),暂且抛开人类不谈,所有的动物一定是雄性要美于雌性。会展翅开屏的一定是雄孔雀,有威武鬃毛的一定是雄狮,有漂亮鸡冠的一定是公鸡……因为在动物界,雌性掌握着生育的主动权,而雄性却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繁衍的权利,它们除了需要凭借强壮的力量打败对手,也需要靠美丽的外表吸引异性。上帝赋予了雄性以更美丽的外表,就是为了让它们有更强的资本去争夺异性,以为自己的种族留下最优秀的后代。
在人类的世界,其实最初也是如此。在原始社会的墓葬中,男性的配饰随葬品并不比女性少;在现存的诸多原始部落中,男性也往往要比女性更重修饰,在他们中间,披挂最华丽的人往往不是巫师就是酋长,而他们基本都是男性。即使是步入文明社会,在欧洲文明的摇篮古希腊文明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希腊文明开始至繁荣顶峰期间的人体雕塑艺术中,我们看到的男性雕像总是裸体的,而女性雕像却总是着衣的。因为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男性强健挺拔的躯体要远比女性肉感阴柔的躯体更为完美,更显崇高。这种审美现象从希腊古典晚期(公元前4世纪)开始发生了转变,随着战事频繁,世风日下,大多数民众不再关心那些崇高的东西,而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和世俗情趣,对艺术品的官能作用日渐注重,于是艺术品中的女人脱掉了衣服,而男人披上了衣服。在现实生活中则是男性由于生理上的强健而获得经济活动中的优势,使得男性权利日益扩张,女性则退居家庭的苑囿,男强女弱,男尊女卑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于是女人日益浓妆艳抹,为悦己者容;男人则骑马打仗,学优则仕,以外在的功业而非容貌来获得异性的青睐。
因此,单纯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上帝造人的初衷,男性是应该比女性美丽的,男性也应该比女性更注重妆饰。只是人类世界不同于动物世界,人类的行为更多的是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现实经济生活的支配。郎重才、女重貌的传统观念约束使得男人不敢过多妆饰,每日外出的艰苦劳作和戎马生活也使得男人无暇妆饰。一句话,不自由的社会使得男人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妆饰的自由。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代男人是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的呢?有,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宗白华先生曾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的确,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特殊的时代。首先,在经济层面,汉末的大动乱,使统治了四百多年的汉代大帝国崩溃瓦解了,但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却在战乱中大规模地发展开来。这些庄园自成一个社会,经济上自给自足,物质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均能自行生产。用颜之推的话说:
“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颜氏家训?治家篇》)庄园经济的发展,为世家大族提供了非常优裕的物质享受,使他们不用为生计而担忧与奔波,从而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和金钱可以用于化妆修饰。其次,在意识形态层面,由于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复存在,思想的禁锢被打破了;连年的战乱之苦,骨肉分离,又使得儒家所宣扬的至高无上的仁义道德不再被认为是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的东西了,对人生意义的新的探求,把魏晋思想引向了玄学。个体不再以绝对地服从于群体和社会为最高价值的实现,转而追求个体人格的绝对自由,这种追求带有“人的觉醒”的重要意义。“不是人的外在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李泽厚《美的历程》)。在魏晋玄学影响下的门阀士族们,便开始极大地推崇和考究人的才情、品貌、风度、言谈、个性、智慧等等品藻,而其中对人物美丽容貌(尤其是男性)的追求,占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重要的地位。
二、中国的美男长什么样?
其实,在魏晋之前,在儒家对人物的品评中,仪容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儒家所要求的美是同伦理道德、政治礼法相结合的,强调美服从于伦理道德上的善,对于美给人的感官愉悦的享受是忽视的,有时甚至是否定的。但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则不同,其开始剥离善的层面,使审美完全成为独立于伦理道德之外的活动,赋予了人的容貌举止的美以独立的意义,并且极为重视这种美。这使得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几乎都出自这一时期,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例如:
“掷果盈车”的潘安、“美如珠玉”的卫?d、“风姿特秀”的嵇康、“神清骨秀”的曹植、“才武而面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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