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水浒.doc

《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
——从《宫崎市定说水浒》谈开去
虞云国
宫崎这本书最先在上一世纪70年代初以《水浒传中的人物》为题在杂志上连载;而后改题《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相继收入《中公新书》文库本与作者的全集。现在的书名《宫崎市定说水浒:虚构的好汉与掩藏的史实》,是中译本(赵翻、杨晓钟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改的,虽未尝不可,但已非原汁原味。
更有甚者。译者序说:翻译时,“在表述上围绕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译者也做了一些延伸和发挥”。由于手边没有日文原版,对中译本这种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到学术著作的严谨性”,无法做出全面判断。也许,147页说到王伦让打算落草的林冲交纳一份“投名状”时,下插一句“相当于入党宣誓书”的说明,似乎就是译者的中国式调侃。但这种把自己“延伸与发挥”的私货与原著缠夹在一起发卖的做法,在翻译中显然不足取。
至于中译本把为《水浒传》插图的日本浮世绘大家葛饰北斋一再排成“葛饰北齐”,把我国最负盛名的宋史学家邓广铭统统排成“郑广铭”,让人不由得猜疑译者(当然也可能是责编)或许不认识日文汉字中的繁体字,错把“北齋”看成“北齊”,误把“鄧”当为“鄭”。30页所载陈洪绶《水浒叶子》的插图分明是赤发鬼刘唐,文字说明却作“宋江”,也让人啼笑皆非。
《宫崎市定全集》第12卷收录其研究《水浒传》的全部著述:第一部分是其1941年的《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世社会状态》,这是独立的专著,自应另作处理。第二部分即本书。第三部分则是与《水浒传》相关的三篇论文,分别为《水浒传的伤痕:现行本成立过程分析》、《两个宋江》、《水浒传与江南民屋》,前两文反映了宫崎对《水浒传》的后期观点,实为本书中《宋江其人》与《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的前导性成果,他也将这两文列为本书的参考文献,窃以为也应该译出作为本书附录。在对译本吹毛求疵后,进入正题。
一、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中国学开山内藤湖南的传法弟子,也是日本中国史学的第二代巨擘。宫崎自称,自己的史学“最先从研究宋代开始”,宋史始终是他研究的重点。而《水浒传》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北宋末年。由这样一位宋史大家来说《水浒传》,自然是不二人选。
宫崎推进了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并夫子自道:“我从来不会离开世界史的体系孤立地思考个别的问题”。他追随乃师倡导的宋代近世说,正是这种史观对宋史的定位。而他在研究《水浒传》这一个案时,也始终没有偏离这一学术旨趣。他的《水浒传》研究可分两个时期,前期成果即《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世社会状态》,显然是用《水浒传》材料来证成近世说。就在后期这本写给大众的读物中,他仍坚持自己的“近世说”。例如,他认为,《水浒传》故事所发生的“宋徽宗时期,北宋社会经济高度成长,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了某种资本主义形态”。在说到《水浒传》里杀人祭鬼的情节时,宫崎注意到这一现象“与所谓的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世说有所抵牾,便解释说:“一边是先进的理想,另一边是落后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才是文艺复兴的特征”。这一套说辞,令人略感牵强附会,却也表明“近世说”的宏观视野与《水浒传》的具体个案如何接榫,即便在宫崎这样的大家那里,也还是个问题。
出于专业敏感,宫崎认为“要想了解中国,读《水浒传》要比读四书五经更有用”,显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感觉一点不隔。出于职业习惯,宫崎念兹在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