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京津冀一体化.doc

“新常态”下的京津冀一体化.doc“新常态”下的京津冀一体化
文/丛屹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自2014年初提出至今,经过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多方探讨,已经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布。尽管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但从设计框架看,规划纲要基本上确定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三地分工布局。很明显,acute;从战略规划提出的意图看,“一体化改革”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关于“三期叠加”、“新常态”的论述,高度概括了我们当面经济形势所面临的问题,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不仅产业结构面临升级调整的压力,区域结构也同样面临升级调整的压力。
从区域和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区域结构调整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京津冀区域的问题具有典型意义。截至“十二五”末,尽管京津冀三地在总量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其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三地产业结构互补性差、合作水平低,规划发展上行政区隔、地方竞争行为明显;经济落差大,“先进的欧洲城市”与“落后的非洲农村”并存的现象突出,京、津两个超级大城市周边就是“环京津贫困带”;区域城市体系分布极不合理,北京“大城市病”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巨大,对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计划色彩较浓,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差;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政府管理的体制机制困境,而要突破传统政府体制机制障碍,就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采取顶层设计,以“一盘棋”的思路来实现协同发展。
对“一体化”目标的认识
历史是不可逾越的,不同区域在文化、基础、制度变迁路径上的不同,决定了其模式选择往往不能全盘照搬,也不可能简单地搞全国“一刀切”,必须因地制宜寻求创新突破。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水平较低,其实现“一体化”目标客观上需要体制机制的转换时间,应当采取分步走的策略。
尽管目前各界对“一体化”还有一些不同认识(例如,近期内童大焕、任志强等人的看法),但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区域一体化是提高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一体化”并非“均质化”,从“行政区隔”到区域一体化,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推进、不断完善的过程。
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涉及增量调整,而且涉及存量调整,甚至涉及“触动灵魂”的问题,其现实难度远远比书面上的研究要复杂得多,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因此,在现实推进的步骤和进度安排上,不但要考虑区域内各地方的资源、基础和制度条件,还要考虑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特点,协调好“一体化”各个子目标的先后次序和衔接关系,由易及难、重点突破、层层递进、坚持不懈。
协同发展中的“一体化”逻辑
“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目标,协同发展强调的是分工合作,因此,“一体化”也就并非“均质化”,而是合作制度框架下的市场一体化、要素一体化。
资源条件、环境约束是京津冀区域合作发展的基础。目前,京津冀三地的总体发展共同面临资源约束和环保压力,三地既需要共同承担“节能减排降耗”的任务,又要面对三地在发展水平上客观存在的梯度差异,协调好成本分担和转移补偿的关系。补偿性原则在三地协同发展中是需要考虑的,历史上先进城市对落后地区的虹吸效应,是形成区域内发展落差的主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