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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九十年的历程
1904年
10月25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起名薛与龄,现名薛暮桥,其间曾用薛雨林,笔名余霖、霖。
1910~1917年
在父亲薛魁标创办的“培本女塾”、薛氏义塾、无锡县东林小学读书。
1918年
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随高年级学生上街游行。
1920年
父亲因债主逼债,悬梁自缢。此时我刚读到师范二年级,为维持家境,不得不辍学,到杭州投考沪杭甬铁路练习生,学习会计等铁路业务,改名薛雨林。
1923年
年初,调到沪杭甬铁路新龙站工作,曾任站长助理。
1926年
年初,任沪杭甬铁路笕桥站站长。
1927年
年初,经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共产党员陈志一介绍,参加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组织工作,投身工人运动。
2月,当选为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开始学习《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
3月1日,中共浙江省地委书记庄文公宣布党组织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3月中旬,当选为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随后任中共杭州中心区委工人部长。
6月下旬,由于叛徒告密,与总工会6位领导同志一起被捕。
先后被关押在杭州法院看守所、杭州陆军监狱、特别反省院、普通反省院。在狱中,与中共渐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一起,受他教育颇深,开始学习苏联的布格达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日本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等进步书籍,学习世界语和英语。
1930年
12月,刑满保释出狱。在杭州向钟鼎祥同志询问党组织的情况,被告知已破坏,因而回家。
1931年
2月,到无锡南柳的县立第三小学任教。
7月,到南京民众教育馆主编的《民众周报》作编辑,“九·一八”事变后在《周报》上发表反对不抵抗主义的社论。
1932年
年初,到设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副所长陈翰笙(中共秘密党员)指导下,从事农村调查。初夏,中央研究院因社会科学研究所搞进步活动而被缩编,并迁往南京。我被裁减。此后到家乡进行农村调查,写了《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是我的处女作,发表于《新创造》杂志创刊号。随即又写出《浙江省的二五减租》一文。
7月,到徐州民众教育馆工作,与郭影秋同志等组织读书会,学习河上肇著《政治经济学大纲》等著作,写经济评论,并到萧县和徐州附近的八里屯进行农村经济调查。
1933年
2月,由陈翰笙同志推荐到杨东莼任校长的桂林广西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改名为薛暮桥。讲授农村经济、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暑假期间,动员学生回家乡做农村调查,并带领学生刘敦安到广西苍梧、南宁、龙州等地做农村调查。暑假后同刘端生同志(教师)合作写《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12月,以陈翰笙同志为首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我即加入该会。
1934年
,随同杨东莼被白崇禧“礼选”出广西。到广州陈翰笙同志处继续做农村调查工作。
7月下旬,随陈翰笙同志回上海,从事经济研究。
8月,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扩大会议上当选为该会理事,与张锡昌同志等编辑新创刊的《中国农村》月刊。
10月10日,《中国农村》月刊创刊号出版,我任主编。后以此为阵地,开展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判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谬论,批评农村改良主义,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
1935年
5月5日,与罗琼在上海结婚。
9月,参加筹办新知书店。
秋冬之变,根据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精神,在《中国农村》月刊上发表文章,号召全国乡村工作者,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12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
2月10日,大女儿薛宛琴在上海出生。
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公开信,反击国民党宣传部对该会的污蔑;《中国农村》第2卷3期(3月)发表了这封信,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后经中国农学会会长、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是觉农交涉而复刊。
1937年
1月,《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两书先后由新知书店出版,前者是以西方国家农村为研究对象的农业经济学,后者是介绍研究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当年日本学者米泽秀夫将此书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为《支那农村经济概论》。
7月,“七七”抗战爆发,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被释,我参加了欢迎大会。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8月26日《中国农村》月刊迁往南昌,改为《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由我主办。
在南昌与朱克靖、夏征农等同志组织南昌爱国青年参加“救亡座谈会”的活动。
10月,罗琼从上海来南昌,一起去求见在南昌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