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 北京人6.doc

曹禺《北京人》赏析举隅
一、《北京人》的喜剧底蕴
在戏剧评论界,曾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以为《北京人》是一出“凭吊往昔”的悲剧。曹禺却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他写的是一出礼赞青春的喜剧。他说:
“有人曾说《北京人》是作者唱出的一首低回婉转的挽歌,是缠绵悱恻的悲剧,是对封建社会唱的一首天鹅之歌。这些说法我都不同意。我觉得《北京人》是一个喜剧……我觉得喜剧是多种多样的……我说《北京人》是喜剧,因为剧中人物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这难道不是喜剧吗?”
曹禺认为喜剧有多种样式。有莫里哀的喜剧样式,但这并不是惟一的样式。曹禺把《北京人》的喜剧性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喜剧性相提并论,他说:“我觉得《北京人》是一个喜剧,正如我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喜剧一样,《罗》剧中不少人死了,但却给人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所以是喜剧。”
因此,要理解《北京人》的喜剧性,主要并不是着眼于剧中的像江泰这样的曾有喜剧性性格特征的人物,而是应该着眼于全剧的“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的精神升华。
我们要认清貌似悲剧的喜剧底蕴。比如瑞贞与曾霆的协议离婚,表面看来是让人感伤的事件(曾霆毕竟也是个品性不错的男孩儿呀),但仔细一想,他们的离异给他们都带来了重新生活的可能。再如,曾文清的死,乍一看来也是件悲伤事,但实际上这正是曹禺所说的“剧中人物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的喜剧性底蕴,因此曾文清的死也不啻是一个“人间喜剧”。
尽管《北京人》的调子有些忧郁,但曹禺说这种忧郁的调子是他“对那个时代的感觉”,并不影响整个剧本蕴含的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
曹禺对于《北京人》是个喜剧这一观点的坚持,有助于我们找准对这个剧本思想意蕴作整体把握的角度。与其说《北京人》是对旧的、沉沦中的昨日的“北京人”的一曲挽歌,毋宁说是对于新的、成长中的明日的“北京人”的一首赞歌。剧本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但更反衬出了勇敢地从这个封建泥潭中挣脱出来的新的青春生命的光焰。因此,《北京人》里占主导地位的情绪是淡淡的欣喜,是深蕴的乐观主义。
二、《北京人》中的新人形象
《北京人》的乐观主义的高潮是瑞贞与愫方的最终离家出走,这对应着全剧的最后一句舞台指示──“远远传来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她们乘火车上哪儿去了呢?曹禺后来说:“我清楚地懂得她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但是,我没有点明。”这就是《北京人》中的新人的形象高度。
瑞贞是最早觉悟的。她受的是新式教育,容易接近革命思潮。在戏开幕之后,她已经下定了走出这个封建家庭的决心。她的戏剧行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劝说愫方与她一起出走。
愫方是曹禺笔下最美的一位女性形象,在这个形象里注入了他的极大的精力与情感(曹禺承认在愫方的形象里有他妻子方瑞的影子)。曹禺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愫方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恍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地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幽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着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与哀怨。……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