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名文化.ppt

成都地名文化
主讲人:李勇先
地名是一个时代文化特征的表现,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地名是人类盖在大地上的图章,地名的历史同语言一样古老。地名是语言、地理、历史和文化诸要素的综合体,是人类生产、生活、交往和进行各种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浓缩和凝聚了一个民族文化多方面的内容,研究地名,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军事活动、政治变化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地名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演变,而社会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地名的变化正可以反映历史文化的变迁。同时,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是注记地理实体或地域空间的一种符号,而且也是一种既可视、又可悟的文化景观。
成都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着二千多年的建城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名文化,一个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地名,象一颗颗闪光的明珠镶嵌在这座古老的城市版图上,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成都城市历史、地理发展的进程,是古老成都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成都老城的大规模改造,老建筑和老地名正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这些城市文化中的“活化石”也慢慢地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甚至被遗忘。为唤起人们对保护成都地名文化的意识,延续成都老地名的历史文脉,有必要对成都地名文化作一讲解。
成都地名演变的历史
地名作为文化的载体,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的演变往往带来地名的变动,因此一个地名往往蕴涵着一段历史,而每一时期历史又能从地名中体现出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地名命名的阶段性特征在成都地名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成都地名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成都地名
青羊肆,今青羊宫地。老子度函谷关:“为关令尹喜著《道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据《太平寰宇记》引《蜀王本纪》)。
天回山(本名天隳山),在成都北郊。传“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扬雄《蜀纪》)
羊子山,在驷马桥西北。台在古代是“观望,或为集会、祀典之所”.。
蜀王山,在琉璃场乡境。传“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华阳国志》)“今山下多蜀王墓,故名蜀王山”。(《华阳国志》)
石笋。据(《华阳国志》)载,蜀王开明氏时,“每王死,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今石笋是也”。这种类似作墓志的大石,至今在市区作地名的还有:
石笋街,现在老西门外。杜甫有“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诗句,但“则不复见矣”。(《蜀中名胜记》)。
武担山,在北较场内。传系蜀王妃子墓,由武丁力士担土垒成,“上以石镜表其墓”(据《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但镜已埋入土中,不可复见。
天涯石,今存天涯石南街80号内。红砂石,因以为街名。
支机石,高约二米,锐上钝下,形如石笋。(张华《博物志》有记载)
金马街、红石柱街,原系蜀王宗庙所在地,祀地方金马碧鸡神,汉宣帝曾派王褒使益州致祭。今尚存一红色石柱于井旁,传系金马祠建筑遗物。
簸箕街,现名解放路。原街西有大石如簸箕,因名。石早已不存。
金牛坝,在成都西部。据《括地志》:“秦欲代蜀,路无由入,乃刻石牛五头,置金于后,伪言此牛能屎金,以遗蜀。蜀王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堑山堙谷,致之成都。”
万岁池,据《华阳国志》载,张仪、张若筑成都城,在城北十里取土处留下万顷大池,因以养鱼,谓之“万岁池”。今名白莲池。
石犀(牛)寺。传李冰“作石犀五头,其一置府中市桥门,所谓石牛门是也”(《华阳国志》) 。“西南石牛门曰市桥”(《水经注》)。后在此建立石犀寺(曾名石牛寺)。
龙堤(坝)池,为秦张若筑成都城取土处留下的大池,称龙堤池。后因以为街名。唐代在此建龙女祠,祠左有桥名青龙桥。
(二)汉晋南北朝时期的成都地名
石室巷,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太守,始“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华阳宅在此,故名。
驷马桥,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升仙桥侧送客观门额题“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华阳》。
抚琴台街,在西门外。曾误传为司马相如抚琴台遗址。
洗墨池,系汉辞赋家扬雄故宅前水池,后称“洗墨池”。(《方舆胜览》)
九里堤,在成都西北外,其地洼下,传为“诸葛武侯筑九里长堤以防啮”(明嘉靖《成都府志》),后人赞誉是“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杜甫《石犀行》)
金华街,传晋代有胡僧持“金花(华)玉像”住此,后建有金华寺,因以为街名。
(三)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成都地名
清远桥(今北门大桥)。《通鉴》谓“僖宗光启三年王建攻成都,田令孜登楼慰之,建与诸将拜于清远桥上”。
锦官驿街,唐代监造、检验蜀锦的官衙在此。
荔枝巷,唐张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