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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征“罗刹”
当顺治元年(1644)清兵蜂拥进关夺取全国政权时,沙俄殖民强盗已悄悄窜犯到中国的黑龙江沿岸。先是以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一支有一百三十三人的侵略军,于1643年入侵到黑龙江北岸。二年后,又有哈巴洛夫为首的七十余人的远征军,再次入侵中国黑龙江。继哈巴洛夫之后,又有斯杰潘诺夫所率领的三百七十余名侵略军,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自波雅科夫首次入侵以来,十年中,沙俄派到黑龙江去的不下一千五百余人。这一批批殖民强盗,执行沙俄的扩张政策,完全以掠夺土地、黄金及财物为目的,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无恶不作。他们从黑龙江上游,窜至中下游,最严重的是,已入侵到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
这时候,清朝正全力进行国内统一战争,但是它对沙俄日益扩大的猖狂进犯不能置之不理,仍然动员当地军民抗击沙俄入侵。顺治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十七年,清军曾在松花江口、呼玛尔诸处及古法坛村等地,大败过沙俄强盗。经过清军反复征剿,基本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但没有彻底根除。沙俄以尼布楚、雅克萨等处为巢穴,筑城盘踞,不时地出没在上游地区。清军之所以未能彻底驱逐沙俄侵略军,主要原因:一是对沙俄入侵的严重性认识尚不足,把沙俄的入侵仅看作是沙俄不法之徒的骚扰。二是力量不足。顺治时,清朝把几乎全部力量用于同农民军余部和南明作战,没有余力反击沙俄的侵略。三是准备不足。黑龙江地处辽远,“饷不继”,多次征剿,皆因粮饷问题,被迫“中道而返,未获翦除”。
康熙帝即位之初,这种情况仍没有根本改变。他亲政后,“即留意”沙俄对黑龙江的侵略,“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已经为反击沙俄作好了思想准备。当康熙帝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黑龙江问题时,爆发了吴三桂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他无力北顾,还把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等地驻防清军南调,甚至“调兵一空”,全力用于平叛。这又给沙俄以可乘之机,继续阴谋扩大和加紧对中国北疆的侵略。他们以策动当地少数民族头人如根特木尔叛逃的手段,来达到他们侵占中国土地的目的。
康熙帝对沙俄采取了和平外交的方针。他从康熙六年起,在十余年间,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臣前往尼布楚交涉,并给沙皇写信,阐述了清朝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呼吁沙俄停止侵略,交还逃人,和平地解决争端。康熙十五年,沙俄使臣尼果赖来华活动,康熙帝再次要求俄方“归还逋逃,严禁罗刹,毋扰边境,许贸易通好”。但是康熙帝的一切和平努力,沙俄根本不予理会,相反,继续扩大侵略活动,又窜至黑龙江中游的精奇里江各处筑室盘踞。
沙俄野蛮无理和侵略行径,使康熙帝无法容忍。他指出:“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又写作费雅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康熙帝对沙俄无端侵略的愤慨心情。为此,康熙帝着手积极备战,加强东北边防。康熙十五年,康熙帝决定把宁古塔将军衙门移至吉林乌喇(今吉林市),倚江畔,“建木为城”。调来新旧满洲八旗兵二千人,徙关内直隶各省的“流人”数千户来此定居,主要任务是建造战船,屯积粮草,并营建水师营,“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指沙俄)”。康熙帝显然是把吉林作为反击沙俄侵略的战略基地。
康熙二十一年(1681)春,吴三桂叛乱刚刚被镇压下去,康熙帝不畏长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