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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战略篇
当第一艘载上军队的船服务于国家经济政治目标的时候,一种以国家为基本范畴、以海上实力为后盾的权力要求便诞生了。19世纪末一个叫马汉的美国人将它概括为海权。
海权主要表现于国家对海军的使用,由此而用海军战略(即海军建设和使用的总体筹划)来揭示一个国家对海权的认识水准便成为必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发展近代海军,却奉行着完全不同的海军战略,昭示了两国海权意识的巨大差距,甲午海战不过是提供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
1853年,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来到广州禁烟,并节制水师。这是一个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利益于一身的使命,使他得以面对海洋,跃出自我封闭的思想牢笼,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穗期间多方收集情报,组织编译了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四洲志》,致力于海防建设,提出了学习引进西方技术,建立西式舰队的初步方略。随后,林则徐政坛受挫,魏源承其密友衣钵,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呕心沥血10年,编撰了100卷本的名著《海国图志》,震聋发聩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并阐述了一整套筹海防、建海军的思想理论。林、魏当之无愧为导引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意识诞生的先驱。
日本是从中国鸦片战争战败的教训中开始改变其200年“禁海”的国策的。1843年,日本改革派思想家佑久间象山感慨于“英夷寇中国”而向幕府上书“海防八策”,朝野间以中国为“前车之鉴”的议论日多。1853年,日本同13年前的中国一样被置于西方的炮舰之下,从此购舰造船,发展近代海军,走向海洋,走向世界。
从战略意识上考察,中日起步发展近代海军之时,同属国家政治上的改良性举措,但同中国有异。其一,日本统治阶层了解世界形势变化的意识强于中国。《海国日志》传到日本后,大都被政府征用,1854年由负责幕府海防外交事物的官员川路圣谟组织将其中的《筹海篇》、《墨加利篇》译成了日文公开发行,到1856年已有各种刻本22种。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给予明治维新以重要影响的人士无不竞相捧读,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审强弱之势,决胜败之机”,更新战略意识的武器。然而《海国图志》在其故乡却并不走俏,尤其对最高统治者的影响甚微。1862年日本改革派人士高杉晋作至中国考察,发现日本所译《海国图志》均已绝版。后来左宗堂评论说,《海国图志》是魏源做官时向当政者进言的方略,不为采纳,只好“退而著书”,但书成人去20余载,“事局如故”。其二,日本发展近代海军的海权意识大大强于中国。1855年,当德川幕府被迫于美、俄签订通商条约的时候。吉田松阴就说过,条约即已签订,日方就不能背约。今后应当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中国。他说,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夺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鲜;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甚至战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松阴的学生伊藤博文、山贝有明后来都是明治征服的要员。吉田松阴的上述主张实际也成为明治政府的国策。而中国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海军方略无不以“守”为核心。林则徐提出“以守为战”,魏源更为具体地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主张。更有甚者,一批封建主义的卫道士连“师夷长技”都不能容忍,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些传统思想戒律和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