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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米尔斯海默
如果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追求的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想模式,那么米尔斯海默勾勒的就是一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失败世界将会怎样的危机范式。而从与中美息息相关的种种世相国情来看,两者各自实现的可能性仍是五五开,过份乐观与过度悲观都是有害的。
“也许他们误解了我”
在中国学术圈被点名批判最多的美国学者,除了弗朗西斯?福山之外,恐怕就是约翰?米尔斯海默了。这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家因其“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及对大国关系、特别是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悲观论调而在中国饱受非议,被视作美国对华“鹰派”的学术代言人、“中国威胁论”的宣扬者、“遏制中国”战略的鼓吹家。
两年前的一次谋面中,正在北京作学术交流的米尔斯海默于短暂交谈中表情凝重地叹道,“我知道我在中国不受欢迎,也许他们误解了我。”随后,米尔斯海默在一本2001年原版《大国政治的悲剧》扉页上签下名字。这是他的代表作,该书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大国因此总是设法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改变均势,同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防止别国通过损害自己攫取权力,这就导致大国相互展开激烈竞争,冲突和战争往往无可避免――“要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生存下来,最好的办法是当独一无二的地区霸主”。
2014年9月,也就是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进行国事访问前的两个月,《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中译本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华出版发行,译者王义桅、唐小松。王义桅作了译序,他没有直接批判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而是把矛头指向整个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指出现实主义大行其道不过是西方化世界内的循环,西方理论作为地方性理论的本质日益明显,呼吁要有超越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让亚洲成为亚洲,这是亚洲远离西方现实主义的前提,而非美国人所担心的‘门罗主义’”。
这是一个聪明的角度,把铁锹伸向米氏思维的根部:要建立起与中国这个“有别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独立文明体系”相适应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彻底颠覆“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中国的判断基础。时光倒推20年,王义桅的提法不大可能在中国出现,因为彼时中国仍处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还没有呈现出现在这样明显的赶超之势,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饥似渴。
不过,有三点事实是中于心的:第一,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观点尚没有输掉时间的检验,用他自己的话讲“迄无可以推翻他的论点的事例存在”。在西方迄今推出的各种相关著作中,《大国政治的悲剧》是最具逻辑性、缜密度和史实依据的,任何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人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第二,“让亚洲成为亚洲”的口号虽已喊出,但亚洲仍在通向成为真正亚洲的道路上蹒跚而行,并非所有成员都认可中国的“领导”作用,中国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可以为亚洲点亮明灯。如果这不是一个齐心协力的融合与和解进程,那么亚洲将很难跨越内部纵横的沟壑和外部紧趋的干扰,也终将无法摆脱
“进攻性现实主义”或其他什么现实主义的“魔咒”。
第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虽已轮廓初显、进展斐然,但无论是在人才、视野还是数据模型、危机预测方面都还不能满足中也不会大声疾呼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必须在世界中成长,它不可能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