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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琛和他的聊斋俚曲研究

《聊斋俚曲》(2004)、《明清俗曲研究》(2011)出版以后,陈玉琛先生近期又完成了《聊斋俚曲曲牌唱腔100首》这本新著。三本书都是他退休以后的用心之作,三本著述的研究对象从“俚曲”开始,又顺势延伸至“明清俗曲”,然后再回到“俚曲”;它们的研究思路,头一部是“俚曲”文学、音乐文献的深度梳理和探究,接着进入有关“俚曲”上一层领域“明清俗曲”的全面讨论,最后又回到“俚曲”的传唱传承。毫无疑问,陈先生的这一研究,对象集中,理路清晰,精神专注,成果扎实,为音乐学界树立起一个“非专业”音乐学者研究某冷僻专题的典范,其成就,其经验,其精神都令我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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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在地说,玉琛先生选择“聊斋俚曲”作为研究对象原非他的人生使然。他是山东济南人,1958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淄博市王村中学任教,因为职业和地缘?�q?�的关系,这一时期他当然没有条件全面接触本地区的各类民间艺术。直至24年以后调入淄博市群众艺术馆,他才对这个千年古都博大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和仍然生存传播的诸如五音戏、博山锣鼓、尚家大鼓、淄博花鼓、聊斋俚曲以及鲁中民间小调等有了许多切身体验。而身处市一级群众文化机构,遵从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承担各种与“文化”有关也可能无关的任务,才可能是本部门成员的日常性专干,至于抽出专门时间心安理得地从事学术研究,在那样的年代和环境不仅没有条件,而且还可能受到批评指责。但事在人为,总有人在常规环境下做某些有违常规的独立选择。特别是玉琛先生于1980年代中期参与策划了“首届聊斋俚曲理论研讨会”之后,他对这个专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了自己的“业余”学术之旅。从1988年到1999年,十余年间,连续写出或发表了《聊斋俚曲音乐的艺术特色》(《中国音乐》1988年第1期)、《聊斋俚曲溯源》(《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3期)、《从聊斋俚曲看蒲松龄的艺术创新精神》(《中国音乐》1997年第4期)、《走近【呀呀油】》(《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4期)等多篇专论。这批专论涉及到“聊斋俚曲”的历史渊源、音乐特征、美学追求和特定曲牌的辨析等,均属于“聊斋俚曲”研究的核心问题。玉琛先生通过诸专题的研究撰写,一方面为未来的专项研究探明路径、积累经验,一方面给今后长时段研究设计了自己的思路、观念和方法,我们将之视为他研究“聊斋俚曲”的第一个阶段或曰“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十余年中,他不仅收集并基本熟悉了作为专题研究所必备的相关资料,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探索目标和学术方向,而他连续写出或发表的专论也成为日后专著写作的扎实基础。
有了以上研究成果,玉琛先生于退休前后投入《聊斋俚曲》的撰述工作。一般来说,专题论文是抓住研究对象的某些突出的或具有本质性特征问题所作的相对独立的研究,专著写作则需要考虑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为了保证专著的学术质量,作者必须要有新的发现和属于自己的独立见解。依照玉琛先生的判断,在他之前,“聊斋俚曲”记录、整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1950年代初,淄博音乐家牟仁均采访“俚曲”传人后,记下了【耍孩儿】【玉娥郎】【叠断桥】【银纽丝】【哭皇天】【呀呀油】【黄莺儿】【跌落金钱】【憨头郎】【方四娘】等十支“俚曲”曲牌。1963年初,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吴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