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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受戒》中民俗文化语言翻译赏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2
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汪曾祺,对中国传统文化由衷地热爱,所以他的作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在创作上他追求回归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他则着力强调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他的小说《受戒》,就体现出以上特点。原文句子结构并不复杂,基本都是短句,但大量地方性特色语言,民俗词汇,民歌小调及其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给翻译增加了不少困难。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相同的生活环境,经历和人类认知的普遍共性决定了语言间的可译性;然而中西文化间在政治,宗教信仰,价值观,文化传统和风土民情间的巨大差异又造成两种语言间的词汇空缺及两种语言间的可译性限度。异化与归化则是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才出现的一对新名词。归化则是将原文中独特的异域文化内容,化归为译入语自身明白流畅的表达,尽量减少译入语读者的陌生感。然而,在理论上,只讲异化和归化两个极端及其对立是不正确的。异化归化的辩证统一才是事实和真理,也就是异化和归化都有个适度和分寸。具体从语言角度看,对中国民俗文化语言的翻译可有以下策略:;;;。本文将对比赏析汪曾祺《受戒》两个英译本(,译者不详;《受戒》翻译报告)中民俗文化语言的翻译策略。
首先,对小说名“受戒”的翻译两个译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外研社版译文采取了意译法,将其译为“the love story of a young monk”; 杨将采取偏直译的方法将其译为“ordination”。“受戒”“being prohibited into monkhood”是佛家文化中出家的一种仪式,“ordination”“神职授予”不仅保持了与原文的形式对等还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the love story of a young monk”则是在译者对小说内容做出整体考虑后得到的译文,摆脱了原文形式的限制却很好的保留了原文风格和整体意译也符合译文读者的思维习惯。根据柰达“动态对等”理论,“功能对等”先于“形式对等”,译文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地把原语表达的意义内容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译文读者的感受被置于首位,关键是让他们能清楚了解原文信息内容的意图,所以必须尽可能消除异己文化的屏障。所以外研社英译有其理论基础,这也是我更喜欢的版本。“受戒”在字形上近似于“爱戒”,外研社版译文中“love story”与“a monk”的和谐统一正好将这一特点体现出来。
原文1: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
译文1a:As to the word an,that was easy to understand for there was a nunnery in the village,which was originally named Boddha it was wrongly called Biqi(Water Chestnut)Nunner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