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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光:电视时代的开创者
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摄于2013 年) 改革:进入电视时代
9月20日晚,杨伟光在协和医院去世。当晚,白岩松正在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主持校庆60周年的晚会,间歇时候收到了短信。他告诉本刊,晚会的现场非常嘈杂,可是看到短信的一瞬间,仿佛所有声音都没有了。这种心境,他只有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才有,当时他在广州出差,得知消息后立刻去深圳献了花,感慨改革开放给他这一代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大时代的背景。而杨伟光,则为他们电视梦想的实现铺设了铁轨。“我发短信给孙玉胜,告诉他杨台走了,他回了一句:我们的恩人。”白岩松说,没有杨伟光,就没有他们这批电视人的今天。
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电视媒介地位在杨伟光到央视做台长之前并不存在。上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之前,在中国影响力巨大的媒体是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是传播重大新闻事件、政府动态的权威节目。杨伟光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80年代中期,已经做到了主管新闻的副台长。
那也是一个电视崛起的时代,随着电视机普及,电视承担了家庭娱乐的主要工具,已经办过几届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成了全国观众一年中期待的重头戏。1985年的春晚,因为播出效果不佳,每天都能接到全国各地观众写来的批评信,中宣部决定把杨伟光从强势的广播电台调到中央电视台加强业务领导。
有着丰富行业经验的杨伟光把在央视施展拳脚的着眼点放在了新闻上。同样从广播电台调入电视台工作的白岩松向本刊解释,在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电视在晚会、“综艺大观”和重大体育赛事上的优势已经很明显,可还未到达最重要媒体的地位,因为新闻报道方面很弱,客观原因是技术的局限。前央视著名编导、“新闻调查”制片人夏骏告诉本刊,到80年代中期,央视的新闻是用胶片拍的,从拍摄、冲洗、晾干到剪辑,最快的周期也要一两天,竞争不过广播新闻,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胶片转为磁带,电视新闻开始有了发展的可能。杨伟光加强了“新闻联播”的时效性和信息量,到80年代末,“新闻联播”已经成为第一时间发布重大新闻的平台、解读中国政治生活的晴雨表。
大刀阔斧的电视改革在90年代到来。1992年,当时主管宣传的丁关根提出新闻媒体要抓热点问题,这就意味着要涉及批评不正之风、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问题。1993年春天,杨伟光从各部门抽调了7个年轻人组成筹备组,当时只有一个粗略的概念,每天用40分钟的节目来反映热点问题。杨伟光曾经在与博士生的对谈里回忆,反映问题的风险很大,内容太敏感,领导和观众能不能接受,他当时并没有把握,所以,他把新节目的播出时间放在了早上7点钟。因为央视原来早上8点才开始有节目,7点钟是中国人习惯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的时段。“我不希望这个节目一开播就有很多人看,心里没底嘛,很多人看要是出问题,影响太大,还是先试验一段时间。”白岩松告诉本刊,这是杨伟光一贯在工作上的谋略:既有新闻理想,也能想出可实现的方法。
杨伟光从20多个备选里挑中了“东方时空”作为新栏目的名字,“东方”象征着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时”有一种历史感和纵深感,“空”是一种宏大、宽广的感觉。在西方电视史上,这种早间电视新闻杂志的节目形态已经很成熟了,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现在说的这些如何设计节目、迎合观众,在当时根本就没有,那是一个没有形成规则的时代,我们不是为观众做节目,是为我们的梦想做,为我们期待中的电视应该有的样子做。”白岩松说。
以社会热点为目标的“东方时空”成了电视新闻类节目的试验田。杨伟光曾回忆,“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生活空间”一开始的设想是介绍旅游点,他不同意,建议要讲老百姓的故事,讲普通人的生活、困惑、奋斗和理想。制片人陈虻就把节目定位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杨伟光觉得点子很好,当时奖励给他600元奖金。白岩松告诉本刊,按照电视专业来讲,这是一个平视的理念,却带来了全新的语态。电视里的语言于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八股文,也不是街谈巷议的俗语,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平等、包容的语言。
白岩松说,“东方时空”也让中国电视出现了主持人这个职业。中央电视台从前只有念稿子的播音员,他们端庄、严肃、字正腔圆,声音同画面是两个系统。而“东方时空”的主持人平易近人,强调现场采访,由采访对象自己来讲述,增加了现场感,拉近了观众的距离。白岩松本来是以策划的身份进入“东方时空”的,一次策划会上他不满主持人的提问方式:“我说:‘你们还好意思做这样的节目,要是我早就跳楼了。
’他们就让我做了主持人。”白岩松告诉本刊,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杨伟光的作品,因为“东方时空”的实验性质和它的开放、宽松,才让自己这样不符合传统播音员标准的人成为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杨伟光曾经回忆,“东方时空”的主持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