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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海结盟传佳话
“彝海结盟”为史诗般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增添了光辉之笔。它确保了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凉山彝区,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它为红军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胜利。在通过彝区的过程中,红军提出“中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等主张,为后来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打下坚实基础。“彝海结盟”在党史、军史和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之后,在会理铁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迅速北渡大渡河,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在会理休整了几天后,红军北上经德昌,绕过国民党重兵防守的西昌城,于19日来到西昌城北的礼州。
虽然暂时摆脱围追堵截,但红军仍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为确保围歼红军,蒋介石命令尾追的10万军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前方阻截的军队迅速集结于大渡河北岸封锁,尽收南岸船只、粮食。
蒋介石妄图将红军消灭于大渡河之南,让当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历史悲剧重演。国民党飞机不断撒下传单,上面赫然写着:
“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堵,共军插翅也难逃!”“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中央军委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和工兵连组成先遣队,任命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司令,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军委要求先遣队轻装前进,侦察敌情,迅速渡过大渡河,建立阵地,掩护红军主力。
5月20日拂晓,先遣队到达冕宁县泸沽。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第一条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渡河,到达对岸的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第二条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经大桥镇、拖乌到安顺场渡河,这是条崎岖小路,尤其要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中央军委原定走第一条大路,但先遣队侦察到富林已有国民党重兵防守,刘、聂向军委建议改变行军路线。
中央军委同意刘、聂二人的建议,决定红军主力改走冕宁过彝区,从安顺场渡河北进。另派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率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佯攻大树堡,吸引富林的敌人。
那时的拖乌山区原始森林密布,聚居着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彝族同胞,由果基、罗洪、倮伍三大家支统治,经常因争夺土地、奴隶、牲畜等而械斗。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军事上征剿,政治上歧视,经济上掠夺,使彝族人民遭受了深重苦难。汉族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朴实诚恳而欺诈。彝族武装也经常下山抢掠汉族群众。因此,彝汉两族相互仇视,冲突时有发生。彝人之间虽经常械斗,但与汉人争斗时却能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彝族人民特别反对
“汉人官兵”入境。自古历代官兵多次进剿大都失败,因而把彝区视为畏途。显然,要让彝族同胞很快理解红军是为穷人做主的队伍,理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顺利通过彝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遣队在向彝区进军之前,了解彝民的风俗习惯,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遵守党的少数民族政策,遇见彝族武装时,不准先开枪,没有命令,不得还击。同时积极寻找向导,准备谈判。
5月21日凌晨,红军先遣队占领冕宁县城,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称:“中等,都是弟兄骨肉……”
5月22日晨,先遣队从大桥镇出发,正式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