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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运动与白话文教科书
语言是学习、求知的一种工具,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掌握语言文字,而且要掌握如何运用语言文字这种工具来学习生活与生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拓展知识的领域和空间。当社会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我们古典经学的范畴,当社会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12]。难以承载新思想的文言,又怎能驾驭这思想所生存的时代与社会呢?正如蔡元培所言:“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13]“白话文直接是平民教育的基础,宣传文化的利器;间接是增进文明的捷径,改造社会的张本。”[14]“热心教育的诸君呀!看现在世界的潮流,和中国国民知识的幼稚,非普及教育不可。但要普及教育,必定用白话文去宣传。”[15]
因此,编写、出版白话文教科书,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当务之急是:如何编写白话文教科书,通过什么形式来传播规范的白话文。
胡适认为:“国语并不是单靠几位语言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
”[16]这里所说的“国语乃是区域最广,流传已久,通行于现代有文化的社会,而又能随时改进的普通语”[17],即白话文。我们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头脑中预设的读者群是全体国民;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在选择文学作品时,头脑中所预设的对象是全体国民。他们用白话的国语创作白话的文学作品,将白话的文学作品选作教科书的文本。借助教科书自身的强大优势,将白话推广开来。这样才会实现真正的“言文合一”――书面语形式与口语形式的统一。
1920年4月,教育部通告全国:至1921年冬,国民学校原先采用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各科教科书均采用语体文。当年商务印书馆便出版了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第一套中等学校国语教科书――《白话文范》。“据历届统一会审查工作的报告,民九(1920年)审定的教科书凡173册,民十(1921年)凡118册,民十一(1922)约100册。民十以后几年间,各书坊竟出儿童课外读物,种类很多,还不在教育部审定范围之内。大抵‘儿童文学’这一股潮流,自周作人等提倡以来,在民十一新学制公布时,达到最高点,……初中用的也依了‘新学制课程标准’,将语体文与文言文合编,文言文中,所采从来不给中学生读的新材料也颇不少(如王充、崔述之文,从此才入选本),于是乎教科书大改观了。”[18]
“五四”运动以后,“不论教育性的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白话文都成了‘正宗货’”。[19]20世纪20年代以后,不仅官方文告逐渐以白话文予以公布,而且白话翻译作品大量涌现,许多本土作家开始用白话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本土原创文学作品。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作品被精选
进新式白话教科书中,从而又逐渐发展、改进并巩固了现代白话文这一语言形式。
自此,通过白话文教科书的广泛使用,白话取得了国家教育机构这一国家话语权力的执行与推广机构的合法保障,从而成为代表国家统治权力的话语形式。同时,随着白话文教科书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