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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次创业潮
一、产生背景
1、经济背景
对于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情况,《邓小平文选》曾总结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
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81元,为190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块钱。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世界排名第29位。
2、社会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成为20世纪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迫切的历史任务。但此时,中国也为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困扰,而其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也许就大量城镇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1978年、% 和 %。1979年,城镇积累的待业人员总数有150万,达到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其占人口比重的最高峰。由于短期内难以安排如此众多的人就业,导致21个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待业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成为严重的社会间题。北京市的一份调查说:
“部分青年经济非常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精神负担和压力很重,许多人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家庭争吵,婚姻困难,个别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就业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可能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其情形正如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
形成如此严峻的就业压力的直接原因,是上千万下乡知青返回所在城镇。“文化大革命”中,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理论( 简称“再教育“理论) 鼓噪下,中国城乡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从 19 67年到1976年,全国共有14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农村的建设、边疆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锻炼了意志,经受了磨练,增长了才干,丰富了见识。但由于上山下乡本身固有的矛盾,以及部分知青下乡后受迫害,许多知青婚姻、住房、医疗、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知青与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矛盾等,加上国家对知青政策的调整,知青通过各种途径陆续返回城市的逐年增多。1974年至1977年4年间,共有438万知青返回所在城镇。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在乡知青的“返城风”在各地悄然兴起。到1978年底1979年初,出现了震撼全国的知青
“返城风”。1978年调离村的知青达到2 5万人,1979年调离农村的有395万人。
大批知青返城后,除一部分读书就业外,大部分在家等待就业。800万知青返城,就业成为社会问题。机关单位安置有限,知青只能靠摆地摊,从事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行业维持生计,人们管这叫“练摊”。
庞大的待业队伍中,还包括其他落实政策人员,其他城镇闲散待业人员,以及新增城镇劳动人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活和医疗条件逐步改善等原因,中国人口在短时期内急速增长起来。人口增长类型由旧社会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型迅速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型。第一,,平均每年出生2080万人。这一时间出生的孩子,分别在1966年到1974年达到劳动年龄。第二个人口出生高峰是在1962年到1975年。,平均每年出生250多万人。他们分别在1978年至1991年进入劳动年龄。城镇这些新成长的劳动力,除部分上山下乡,或留在城镇升学就业外,相当一部分待业在家,加重了就业压力。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庞大的就业压力急需尽快解决的特别困难时期,中国却又受着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劳动就业制度等的多重制约,短时间内难以安置如此众多的人就业。从所有制结构来看,由于多年来受
“左”的影响,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强调个体向集体转化,集体向全民过渡,限制集体经济,打击个体经济,致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只剩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成分。至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6%,集体经济占24%,个体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到1976年,城镇个体劳动者只剩下19 万人,仅为19 6 6 年“文化大革命”%。从产业结构来看,从1958年高1978年(除1963年到1965年调整时期外),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搞“以钢为纲”,中国工业投资中的90%投向重工业,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