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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飞机:一代人的报国梦
一簇跳动的火焰在中国大飞机的艰辛探索道路上,至今仍散发着光和热
作为中国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之一,上海书写着中国梦的诸多篇章。其中的大飞机之梦,堪称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历届国家领导人共同的梦想。
2014年5月23日来到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登上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展示样机。总书记说,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
大飞机是新中国几代研发人员的未竟之梦。曾经,在第一代航空工业先驱们的共同努力下,运10飞天,距离这一梦想已经十分接近。最终却因种种原因,踏入了外国人精心布置的陷阱,以致自折双翼,长空梦断,导致中与航空强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对此,诸多业内人士惋惜不已。曾亲手托举起中国第一架大飞机的熊焰更是耿耿于怀。作为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的首任厂长、中国第一个试飞研究机构的创始人、中国第一架大飞机的行政总指挥,熊焰带给中国航空工业的遗产无疑是丰厚的。ARJ21的副总设计师周济生在接受采访时就说:“我们现在搞ARJ项目的核心技术人员,就是搞运10时的底子。”
2008年5月11日,汶川大地震的前一天,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在上海成立。中国的大飞机之梦再度绽放。熊焰未竟的事业,在后人的手中得到了延续与传承。
飞天“玩具”与航空梦
1919年,熊焰出生于湖北大冶。听着孙策筑炉、岳飞锻剑等家乡典故长大的熊焰,很快喜欢上了动手做一些属于自己的小玩意。17岁时,熊焰自学了高中的数学、物理,考取了位于江西南昌的航空机械学校,开始学习组装更大规模的飞天“玩具”。
没过多久,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当时拥有一支300架飞机的空军队伍。抗战全面爆发后,这支队伍很快伤亡殆尽。涂着膏药标志的日本飞机利用空中优势,肆意纵横,狂轰滥炸。在一次次听到防空警报奔向防空洞的途中,熊焰目睹一个又一个熟悉的人死于轰炸之中。为中国航空事业出一份力的思想,开始在他心中萌生。
1938年秋天,19岁的熊焰闯过重重封锁,来到了延安。“白羊肚手绢大裤裆,辣椒面子羊肉汤”,伴随着这个朴实无华的青年,度过了在抗大、党校、航校,学习、教书以及结婚生子的时光。
1945年,熊焰被紧急抽调至张家口机场,任航空站机务科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航空事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航空首先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在东北航校,熊焰以修理旧飞机、研制航空用高纯度酒精等方式,实践着自己航空报国的梦想。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里,熊焰带领着日伪时期遗留的航空修理技术人员及工人,在四面透风的破厂房内抢修飞机。有时他还亲自带人上前线去抢打下来的飞机,运回工厂使用。
现如今的空军战士们很难想象出,当时老航校那些肚子里装着高纯度的酒精,身上打了几十个补丁的破飞机,搭配着刚从别的飞机上取下来的螺旋桨,在没有任何通信设备的情况下,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培养数位空军英雄的光荣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熊焰任沈阳飞机制造厂第一任厂长、总工程师。“一五”期间上156项工程时,毛主席说:我国是一个大国,世界上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样样都有,但是重要的东西如飞机和汽车,我们就一定要有。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各方面的支持下,熊焰带领全厂职工边干边学。用了5年时间,沈飞仿制的第一架飞机喷气式飞机歼5(米格-17)试飞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之一。此时的熊焰年仅37岁。
然而,仿制,而且是要求相对较低的军机,显然不是熊焰梦想的全部。
周总理访问欧洲乘坐的是向外国租用的喷气式客机。因此,外国报纸讽刺说:“中国还没有进入喷气时代,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
对于熊焰这一代飞机研制者来说,这种风凉话很快就变成了研发的强大动力。
1959年,在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及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的受命下,熊焰开始在西北小镇阎良组建中国飞行研究院。熊焰带领一群年轻人,抹月披风数年,终于把阎良建成了“中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试飞研究中心,这里的试飞成绩、科研成果、科技人才培养都达到了全。
1968年,“轰六”飞机(仿制苏联图-16喷气轰炸机)设计成功。周恩来随后提出,“能不能在‘轰六’的基础上设计一种喷气式客机?”
1970年8月21日,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向上海市下达了大型旅客机及其发动机的研制任务。这就是运十客机,代号“708工程”。
来自全国40个不同单位的专家学者和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聚集上海,开始研发中国首架大飞机。此时的中国,几乎与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同步开始研制大飞机。
“我是9月15日接到电话,责令9月20日前去上海,到上海大厦曹副司令员(时任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处报到。”熊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