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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红颜薄命
摘要:《长恨歌》是王安忆在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长篇小说,作者用细腻的笔调刻画了一个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一生的悲剧命运,从弄堂女儿到沪上淑媛,再从上海小姐到某政员“外室”,最后沦为单身母亲。但在王琦瑶的悲剧中却体现了作者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通过王琦瑶性格中的坚守与逃离后的回归、作者对男性形象的否定和作者潜意识里的女性意识所表达出来的,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自强、自立和要求“男女平等”的合理愿望。
关键词:王琦瑶爱情悲剧女性意识
王安忆其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可以说是其巅峰之作,她书写了一部属于王琦瑶式的女性悲剧。在这部小说中,通过王琦瑶的一生悲剧历程,让我们看到了她在追求自己人生幸福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同时也有作者王安忆无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对男权社会的否定。
一、孤独的坚守与逃离后的回归
(一)弄堂里一颗不甘落后的心
可以说王琦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坚决、果断、又富有行动性,她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要的是什么。在人生的各个转折点,王琦瑶的坚决与果断充分的体现了出来,无论是参加“上海小姐”,作李主任的“外室”,与程先生若即若离的距离,乃至生下薇薇和与老克腊的忘年恋。明知道自己的付出不可能换回一个好的结果,但只要有一丝的希望都会像
“飞蛾扑火一样”,义无反顾。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用李主任留给她的那一盒金条,而是自食其力的靠给人打针来勉强度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女性意识的自然流露。
(二)逃离后的回归
在李主任死后,王琦瑶选择了离开上海,离开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但王琦瑶的坚定自守、倔强的性格使她到“邬桥”后再一次选择回到了上海,这就延续了她的悲剧,如果她在邬桥安安分分的生活,也许还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而她偏偏选择了回去,靠替人打针自食其力。“实际上,女性的逃离姿态并非只是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而采取的消极回避,以为逃离过程中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刚强气质与独立自主,使逃离本身成为女性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开端。同时成长女性在逃离的过程中,经常会由于各种原因重新回归到原有的生活轨迹上来,但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女性退回到原来的精神原点,而是在一定的意义上表征着女性个体的成熟和自主性力量。”[1]王琦瑶的离开与归来,表现出了她的成长,她对自我命运的选择。
二、男性形象的否定和父爱的缺失
在《长恨歌》中作者写了一系列的男性形象,但是对他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有的没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名字,他们在性格上都有明显的缺点,并且给女性的身心和精神上都带来了严重而深刻的伤害,从而导致了王琦瑶爱情路上的悲剧。
在《长恨歌》中,无论是王琦瑶还是她的朋友蒋丽莉、吴佩珍,在她们的家庭生活里,一直都是母亲陪伴着她们,她们的生活中似乎没有父亲的出现,作者特意没有写父亲对她们的影响,甚至连王琦瑶的女儿也并没有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没有父亲,也没有问过自己的父亲是谁。
“这种‘无父文本’策略的采用正是要消解父权等级制度对女性成长的影响,而女性写作正是通过对父权制象征性的驱逐来获得铭写女性成长的权力。”[2]作者这样的表达方式,正是女性意识的强烈体现。
三、作者潜意识里的女性意识
在《长恨歌》的这部小说里作者在潜意识里就表现了女性的意识,在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中以女性立场、女性体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