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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乐歌的起源与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自1860年起,清政府为抵御外辱,为培养急需人才,开办了新式学校,尽管在这些学校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体制上的准备。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险。由于地域、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局限,中国人看到的世界首先是日本那块“扶桑岛国”,于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时之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变法维新”,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科,发展音乐教育,记述乐歌作者和评论作品,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康有为主张:“远法德国、近效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乐堂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清朝廷在接受“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训之后,于1901年颁布实行“变法新政”的决定。于是,在国内译自日本的各种各样的唱歌书得以陆续刊出,国内许多新学堂逐渐普遍开设了“乐歌”课。此外,从1902年后不断有人志愿到日本及欧洲专学或兼学音乐(如萧友梅、高寿田、冯亚雄、陈从志、路黎元等人)。至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政府教育当局又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校的必修课,并提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唱歌已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这些新的歌曲,当时统称为“乐歌”课,后来音乐界将这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辛亥革命以前的将近10年;辛亥革命以后的将近10年;“五四”运动以后至全国解放以前。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它的逐步萌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是将对学堂乐歌的编写和传播直接同宣扬“富国强兵”的爱国教育和所谓“军国民教育”相联系,大家对此赋予很高的热情,也产生了一批具有明显爱国倾向的、对当时社会引起不小影响的、优秀的学堂乐歌代表作。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它比较顺利地向全国普及的阶段,对所发生的种种复杂的政治斗争缺乏精神准备,因而反映在学堂乐歌中的题材内容是从关心政治到逐步回避政治,开始较多地注意联系青少年的生活现实和他们的审美要求,并相应产生了一批与之相连的学生特点更鲜明的作品。第三个阶段则是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延续,由于这时在学校中的音乐课一般均已改称为“音乐课”,因此对它的称呼也就不再沿用“学堂乐歌”,而改为“学校歌曲”。
   在当时,无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或是维新派的人士,建立新式学堂和开设音乐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主要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维新派为主的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利用它向青少年进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育,希望最终达到像日本那样实现“变法维新”的政治要求。这样就使得本来应是向青少年进行美育和普及音乐知识的普通音乐教育,担负起大大超过其原有使命的负荷。但正因为有了这个与千百万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出发点,人们对在当时推行学校音乐教育和传播学堂乐歌给予了难以想象的热诚,使得对这项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涂上了一层崇高的神圣的光彩,赋予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时代紧迫感。
   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救国存亡”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要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基本符合当时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总的革命要求,如(何日醒)(夏颂莱编)、《中国男儿》(石更词、辛汉编)等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代表性的学堂乐歌。另外,如《勉女权》(秋理编词)、《缠足苦》等,是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一些作品则表达了要求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宣传反对迷信、学习科学的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代替封建的旧习俗的思想。也有不少歌曲是专门作为向少年儿童进行一般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辛亥革命初期,还出现了直接歌颂革命的歌曲。此外,学堂乐歌在当时曾深受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学堂乐歌所反映的主要是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认识和改革要求,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有的掺杂了实质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观点,有的则掺杂了实质上是大汉族主义的观点。甚至有人还利用这种形式
宣传忠君、尊孔等封建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学堂乐歌中,占主动地位的还是改良派的思想观点。
   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它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他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