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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史:被发明的诗传统
每一部晚出的文学史及其撰述者,都在努力创造、发明自己与过往历史间的关联性。也唯有建立起这样的关联,才能确保晚出文学史及史家自身之正当与合法。
一
文学史在台湾,始终是一则无人挑战、难以拆解的神话。虽然有论者以为文学史“在史学研究中不予讨论”、“在文学研究中备受质疑”(龚鹏程,2002:56-73),但这些都是指文学史的“研究情况”,并无碍于文学史本身树立的权威地位。君不见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都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课程,台文系也有“台湾文学史”,且几乎都列为必修科目,这么多年来又有哪几位学者敢放言倡议废除?不只是教育体制,台湾各文化场域其实都“自然”地接受了文学史的绝对权威,从不怀疑它是否有操控甚至宰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谓“popular memory”的可能。后者一般可译为“人民记忆”,它是斗争时的重要因素,控制它就等于控制了人们的动力、经验和关于以往各种斗争的知识(Foucault, 1996: 123-124)。[1]问题是:经过文学史对“人民记忆”的重新组织(或选择性记忆∕失忆),台湾文化场域里还剩下多少斗争的潜能?
或许是受到“历史是一条长河”这类世俗理解的影响,渊远流长、自然生成……竟也成为人们对“文学史”最普遍的印象。但实情可真是如此?中国大陆一直要到1904年才有林传甲、黄人开始写作《中国文学史》,台湾更迟自四〇年代方见黄得时有意执笔撰写《台湾文学史》,[2]不知何“渊远”、“流长”之有?或可再挪用傅柯的说法:和“人”一样,“文学史”只不过是项晚近的发明,而且可能接近了它的终点(Foucault, 1994: 387)。[3]
至于文学史是否为“自然生成”的问题,霍布斯邦(Hobsbawm, 1917~)“被发明的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说足资参考:“‘创制传统’是一系列的实践,通常是被公开或心照不宣的规定控制,具有仪式性或象征性的本质。它透过不断地重复,试图灌输大众特定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以便自然而然地暗示:这项传统与过去的事物有关”、“不管与历史过往再怎么相关,传统的‘创发’其特殊性就在于:这样的传统与过往历史的关联性是‘人工’接合的”(Hobsbawm, 2002: 11-12)。且容笔者借霍氏用语一问:神圣且经常与国族命运相系的“文学史”,不正是透过一系列的书写“实践”和不断地“重复”,来“灌输”阅读者对过去的认知,并建构出过去与现在间的“自然”(或“必然”)关联?至于其间之“人工”接合,文学史阅读者往往习而不察,抑或不加批判地迳称为“‘我们的’文学史”[4]——而“我们”究竟是谁或代表着谁,却无人愿意深究。
或许应该这么说:每一部晚出的文学史及其撰述者,都在努力创造、发明自己与过往历史间的关联性。也唯有建立起这样的关联,才能确保晚出文学史及史家自身之正当与合法。而“传统”呢?必须知道“传统”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生而有之;它们是不折不扣的人工制品,皆经过精密的衡量与详细的设计。“传统”也无法选择要由谁来继承或者延续自己;它只能是人们为满足特定目的,刻意从事的创造与发明。
二
若将此一认识前提置诸文类史中,则台湾的现代诗史应该有一(大?)部份实为“被发明的诗传统”。人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竟愿意这样费心劳力去发明、创造出诗的种种“传统”?答案很明显,即“被创造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历史来对自己的所做所为自圆其说,以及凝聚团体共识”(Hobsbawm, 2002: 23)。至于怎么自圆其说?如何凝聚共识?或可举台湾前辈作家陈千武的文学史论为例说明。陈千武于1970年首倡的“两个根球”说,[5]多年来屡经论者引用,几已成为研究台湾现代诗史时的“基本常识”:
一般认为促进直接性开花的根球的源流是纪弦、覃子豪从中国大陆搬来的戴望舒、李金发等所提倡的“‘现代’派”。当时在中国大陆集结于诗刊《现代》的主要诗人即有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姚蓬子等,那些诗风都是法国象征主义和美国意象主义的产物。纪弦系属于“现代”派的一员,而在台湾延续其“现代”的血缘,主编诗刊《现代诗》,成为台湾新诗的契机。
另一个源流就是台湾过去在日本殖民地时代,透过曾受日本文坛影响下的矢野峰人、西川满等所实践了的近代新诗精神。当时的主要诗人有故王白渊、曾石火、陈逊仁、张冬芳、史民和现仍健在的杨启东、巫永福、郭水潭、邱淳洸、林精鏐、杨云萍等,他们所留下的日文诗虽已无法看到,但继承那些近代新诗精神的少数诗人们——吴瀛涛、林亨泰、锦连等,跨越了两种语言,与纪弦他们从大陆背过来的“现代”派根球融合,而形成了独特的诗型使其发展。
民国四十二(一九五三)年二月的《现代诗》第十三期,纪弦获得林亨泰他们的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