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1.doc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摘要]我国古代优秀讽刺小说之一的《儒林外史》,其讽刺艺术特征是多方面的。我们学,掌握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旨在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关键词]讽刺;真实性;喜剧性;悲剧性;夸张性提起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最突出的要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了。纵观我国古典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谐隐》篇指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意为,古代嘲笑文章的诙谐和隐语,具有拯救危亡和释除疲惫的作用。的确,讽刺文学作品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就先秦寓言而言,《郑人置履》讽刺那些脱离实际、玩固保守者的愚蠢行动;《狐假虎威》指责那些仗势欺人者的丑恶灵魂;《守株待兔》嘲笑刻板守旧、希望坐享其成的寄生虫;《叶公好龙》鞭挞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等等。它们通过寓意形象和巧妙艺术构思,虽为只言片语,却揭示了一个深奥的哲理,无疑是那个时代高度文化发展的产物。诚然,寓言作品虽然能指斥时弊的某个侧面,但较之小说、戏曲之类作品,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便远远不如了。明代拟话和清初的《聊斋志异》中都涉及到一些讽刺性较强的作品,直至吴敬梓《儒林外史》的问世,才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儒林外史》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作者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犀利老辣的笔调、含蓄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由此看来,《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本文试图对其讽刺艺术的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特征之一:真实性和喜剧性相结合。“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语)。这个精神在《儒林外史》中得到充分体现。书中的人物多有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将它们加以集中概括,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公开作褒贬,真实地、生动地描绘出儒林中可笑、可恶的情态。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例如小说第十七回写景兰江、支剑峰、矫揉造作,常在一起讨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比如黄么和赵雪斋同年同月同日生,黄么是一个进士,却是孤身一人;赵雪斋没中进士,却子孙满堂。景兰江曾问他们:“中进士,是为名?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其实,景兰江这样吹拜会赵雪斋,一则为了标榜自己;另一方面针对蒲墨卿所说的:“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都好,到底差一个进士。”这里作者写的显然是将当时儒林中极其普遍的事情如实地描绘出来,正好揭示了当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说穿了,在名士的心目中,做名士和中进士都是为了名和利,可以殊途同归。作品虽然以描写被否定人物为主要任务,但在讽刺对象中也包含着许多正面因素,所讽刺的对象有的并非一开始就是无恶不作的坏蛋,而是科举制度造就了他们的性格,有一个由好而坏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的灵魂的腐蚀,使人附入罪恶的深渊。匡超人就是一个典型。他本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村青年,因家贫上过几年学便辍学,流落杭州以拆字卖卜为生。幸行马二先生资助才能一面用心读书,一面杀猪、磨豆腐维持生计,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但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训导”之后,逐渐热衷举业。后得到知县李本瑛的提携,入科场、取秀才,竟以“名士”身份参与衙门中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勾当。当了京城教习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停妻再娶,妄恩负义,并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作品通过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揭示了科举制度怎样使朴实敦厚的青年人变成了灵魂丑恶、虚伪卑鄙的文痞的。畅游西湖,秀丽的湖光山色没能够引起马二先生的兴趣,倒是酒店里的羊网散发出来的气味和盛入盘中的各色美味佳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马二先生蝇然头脑迂腐、热衷功名、醉心举业,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但同时他又具有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品格。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送银两衣物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