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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
台湾电影复兴热潮(2008—)
骚动的七十年代(1970—1979)
新电影运动时期(1982—1986)
台湾电影沉浮之路(1990—2007)
成长的六十年代(1960—1970)
第一章台湾电影的成长时期
1963年3月,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官员龚弘接任台湾最大的制片机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影)总经理,对制片方针进行调整,提出了“健康写实主义路线”,后改为“健康综艺路线”,即“尽量发挥人性中之同情、关切、原谅、人情味、自我牺牲等美德,使社会振作,引导人人向善,走向光明。”
这一方针的提出,在客观上促使台湾国语片的创作逐步摆脱反共政治模式,向着真正的艺术之路发展。
一、成长的背景
从经济方面看,6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迅速膨胀,投入电影制作的经费大幅度增长;
从台湾当局的政策看,采取了鼓励本土电影发展的方针,如限制外国影片进口,减少进口电影器材和软片的关税。
自1962年起每年举办一次电影“金马奖”评选活动等等。与此同时,一批有才华的导演如李行、白景瑞、宋存寿、丁善玺等编剧、演员和其他创作、技术人员相继进入成熟阶段,加上香港导演李翰祥、胡金铨等先后离开香港邵氏公司,加盟台湾影坛,建立“国联影业公司”、“联邦电影制片厂”等机构。
于是出现了一批乡土电影,如李行执导的《蚵女》(与李嘉合导)、《养鸭人家》,白景瑞执导的《家在台北》、《再见阿郎》等等。
这些影片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台湾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生活在下层社会的贫苦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态,影片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
乡土电影造就了台湾的电影艺术大师李行。
其电影作品《蚵女》和《养鸭人家》这两部影片分别以台湾的渔村和农村为背景,朴实自然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并且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台湾乡土电影的经典作品。此后,李行便确立了以“乡土电影”为主的创作路线,执导出《路》、《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唐山过台湾》等一批著名作品。
二、台湾乡土电影
台湾乡土电影自兴至衰,上下沉浮50余年,但真正能给予人们以深刻记忆的部分,却还是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这20多年的光景。
1963年,李行执导的黑白故事片《街头巷尾》把台语片的乡土特色和本土特质带入国语片的创作,开启了台湾乡土电影发展的新篇章。
1964年,李行与李嘉联袂执导的《蚵女》和李行独立执导的《养鸭人家》问世,成为台湾早期乡土电影的代表作。
台湾乡土电影
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成为台湾文学的一股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台湾乡土文学和乡土电影中的“乡土”这一概念,并非仅仅是乡村、农村之意,而更是本土之谓。
乡土“所指的就是台湾这个广大的社会环境下的生活现实;它包括了乡村,同时又不排斥都市。而由这种意义的‘乡土’所生长起来的‘乡土文学’,就是根植在台湾这个现实的土地上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们生活和心理愿望的文学。”,是要以台湾的语言,写台湾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创作主体在台湾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
台湾乡土电影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化在台湾兴起,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1949年前后移居到台湾的外省人士,经过十多年在台湾的生活,对这片土地已经渐渐了解和热爱,因此愿意表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及其生活;其二,1949年以来,由于台湾与美国方面关系密切,当局对美式文化比较推崇,而对台湾本土文化则采用种种手段进行限制。
面对民族文化遭受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遭遇当局打压的残酷现实,一些有识之士产生民族文化的危机感,遂自觉地致力于发展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
乡土电影
从1976年起,台湾影坛掀起了关于乡土电影的论战,并在1977年进入高潮。起因在于功夫片的猖獗,以及对当局政宣行为的反感,焦点则在于乡土电影是否应该得到电影业的重视和鼓励。迫于舆论的压力,当局对乡土电影的排斥开始松动,乡土电影的创作达到高潮。
李行的《汪洋中的一条船》(1978)《小城故事》(1979)《早安,台北》(1980)和《原乡人》(1980),李祐宁《老莫的第二个春天》(1984)等,均是台湾乡土电影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