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交响乐团的幕后故事.doc

高干交响乐团的幕后故事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神九宇航员景海鹏,科学院院士吴承康……97名乐手和141名合唱团成员里,有高级知识分子,有高级干部,还有高级军官,这个“三高”乐团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乐章第一次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我是只认音符不认人,我不管你们是谁,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我不这样做的话,这台音乐会是没有办法举行的。”第一次和乐团成员见面,指挥陈佐湟便立下了这样的规矩。
错了,又错了……一看指挥的眼神,乐手们便知道自己又没有达到要求,犯了错的乐手们也很无奈。这些平均年龄接近64岁的乐手,在中国都是各自工作领域内的“佼佼者”——有些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些是高级干部,有些是高级军官——而在音乐面前,他们说自己还只是个虔诚学习的“小学生”,在音符面前“低头认错”时,也会像小孩子一样,瞪着大眼睛,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
立下“只认音符不认人”的规矩,实际上是陈佐湟在给自己“壮胆”,说具体点,他面对的97名乐手和141名合唱团成员里,有的是省部级官员,有的是在电视上经常露面、常为中国发展献计献策的专家、教授,还有的是让人敬重的大将军。
“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我却要一天到晚挑他们的错。”有时候,陈佐湟会为音乐而忘情,对大家“很凶”,发火之后的排练间歇期,常有陈佐湟并不熟悉的人偷偷找到他,悄悄趴在他耳边说,“陈老师平静一点”。
这是有着“中国的小泽征尔”之称的陈佐湟第一次为这样的乐团担纲指挥,这位现任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1985年便获得了密歇根大学颁发的首个乐队指挥音乐艺术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音乐艺术博士。现在,他已经在世界上四个国家的八个不同职业乐队做过音乐总监,而在去年,他65岁时,才开始第一次面对如此“特殊”的乐团以及这支乐团的“特殊”成员。
其实,对于几乎所有的乐团成员来说,这样的经历都是“第一次”。
距离指挥台最近处,坐着一位83岁的长者,他是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却常常在指挥的眼皮子底下“带头”赶拍子,尽管陈佐湟常常向大家强调“音乐是呼吸的艺术”,但这位被大家尊称为吴院士的老人仍旧认真而执着地“我行我素”。后来,陈佐湟也没有了脾气,他想,节奏快一点又怎么了,只要吴院士能够坐在那里,向大家说明提琴和音乐对于自己有多么重要,就足够了。
还有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他自幼开始练小提琴,功底相当不错,此前在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期间,曾公开演奏过《白毛女》和《梁祝》片段。转任深圳以后也在深圳实验学校秀过琴技。可毕竟久未练习,离乐团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短时间内,既要让他融入团队,又要让他有独奏的舞台演出能力,这能行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宇航员、神九任务飞行乘组指令长景海鹏的身份则更为特殊,由于职业的特殊性,他不能随意外出,业余时间也比较少。以前,他五音不全,后来学会长号,每天坚持六点半起床练习一会儿,加入乐团后,景海鹏却仍然不能随意外出参加排练。
对于一支要登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舞台的乐团来说,更“囧”的事情还有很多。
例如,几乎每一次排练,参加的成员都会有所调整,每一次演出,参演的成员也都在变化,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等人就只参加了部分演出。
例如,合唱团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都九十高龄了,是乐团里年龄最大的成员,却要重新开始学习、熟悉每首歌曲的低音部,而像他这样由高音部改为低音部的“转换”还并非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更具挑战性的是“改行”——拉小提琴的人数远远多于拉中提琴的,为了参与乐团,有些人就改拉中提琴,从头练起,国家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便是其中之一,最难得的是,他“转行”后还当上了中提琴的首席。
还有,演奏双簧管和大管的人一度找不到,有人推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退休教授,但因“专业色彩太浓、不够业余”而被婉拒,后来好不容易发现了解放军总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李伯君的大管才艺,结果几次排练后,李伯君便问道,“总排练的话,我的病人怎么办?”所以,乐团必须要为这些“特殊”的团员们着想,允许他们因为工作原因而请假,也破例让那些工作繁忙的在职人员在排练时接听电话、处理工作,乐团的第一小提琴首席、新华社副社长周树春的手机需要时刻保持畅通,所以,即便他拉琴的时候接听电话,大家也都能够理解。
第二乐章童话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一汪深蓝色的湖水“出现”在夜幕中,在星空下泛着蓝光,无限的思绪,在微波荡漾中起伏着……闭上眼睛聆听,便能感受到深邃而纯净的意境。小提琴独奏者上演的是马斯涅作曲的《沉思》,旋律优美而动人,让人们在记住婉转抒情的曲调的同时,也不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