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doc

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doc.doc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用一个意指一套共同的思想体系主宰了一个时代的称谓去命名这个时代,始终会隐含有某种误导性。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方法去命名一个像18世纪那般混乱动荡的时代,那么毋庸置疑,我们一定会扭曲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用“启蒙运动”这个称谓把下述两个脉络的学者 方面是从伏尔泰到孔多赛的法国哲学家,另一方面则是从孟德维尔、经由休谟和亚当•斯密、再到埃德蒙•伯克的苏格兰和英格兰思想家——笼而统之地归在一起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要掩盖他们之间的差异,因为从这些学者对19世纪的影响来看,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表面上的相似性相比要重要得多。尤其是就大卫•休谟而言,有论者在晚近表迗了一个更加切实的观点,即休谟曾“运用启蒙运动自身造就的武器去反对启蒙运动”并开一代先河,“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种种对理性的诉求”。[1]稽之谈了,为休谟不仅把他的时代描述成“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时代,而且还把他的民族描述成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民族”。[4]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这个术语,也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文化进化的一种产物”。在这种文化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被证明有助益于人们做出更有效努力的规则存续了下来,而那些被证明只有助于人们做出较为低效努力的规则则被其他的规则取代了或淘汰了。正如晚近的一位论者颇为犀利指出的那样,“道德准则和正义准则,便是休谟所谓的‘人为制品’;它们既不是神授的,也不是人之本性所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更不是纯粹理性所能揭示者。它们乃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结果,而且在漫长的时间检验过程中,唯一的考量就是每一项道德规则是否能够为增进人类福祉起到有益的功用。在伦理学领域中,休谟可以被认为是迗尔文的先驱。实际上,休谟宣布了一种人类习惯中的适者生存的理论——‘适者’不是指那种野蛮的偌肉强食者,而是意指具有最大的社会效用者。”[12]的特定目的所给予的任何关注或者对特定个人利益所做的考虑,都会阻碍上述建立一般性秩序那个目的的实现。这个观点乃是与休谟所持有的另外一个信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人是短视的,人倾向于当下的好处而非久远的利益,而且也无力用一种对真正的长远利益的正确认识去指导自己,除非他们用那些在特定情形中适用的时候不考虑具体后果的一般且硬性的规则去约束自己。这些法律必须在此之前就已经为这些成员群体以及它们治理的所有臣民所知晓。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承认,自由就是市民社会的完善”。[42]实际上,休谟早在此前就已经在他所著的《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当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在这样一种政府中,必须“对行政官员予以密切的监督,必须根除所有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还必须根据一般且不变的法律来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些罪行以外,任何其他行为都不得被视作是罪行,”[43]此外,尽管“所有的一般性法律在被适用于特定案件的时候都会遇到某些不便,但是,要认识到下述两个问题却需要有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和极为丰富的经验:一是认识到这些不便要比那些因每个行政官员掌握完全的自由裁量权而带来的不便少得多;二是认识到这些一般性法律所带来的不便从整体上来讲也是最少的。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以致于人们在制定国内法方面取得任何伟大成就以前就已经在诗歌和修辞这些伟大的艺术领域中获得了某些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