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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改变中国到中国影响世界
开放是“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表明中国推进开放历程的不变信念。开放说到底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如何看待二者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二者的互动关系的新变化?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
《领导文萃》:武教授,首先请您谈一谈为什么说“世界改变了中国”?
武力:众所周知,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是在外部压力下进行的。从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在外延和空间上不断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17~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1900~1945),后帝国主义阶段(1945~今天)。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也在发展和成熟。对外而言,第一阶段,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的阶段;第二阶段,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并最终失败,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教训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列强尽管对外仍有局部战争,却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手段来欺压和掠夺其他国家。对内而言,为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则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都是新中国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的外部条件。

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70余年里,其经历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又面对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冲突的威胁,必然对国家安全问题十分忧虑和不安,存在着强烈的防范心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因此,中国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哪怕这种非均衡的发展代价很高,直接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就像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所说的:“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与发展已经明显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才由对抗为主转变为合作为主,并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路。

《领导文萃》: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引起了中国的哪些变化?
武力: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诞生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的阶段。对于这些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的殖民主义扩张阶段。在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前,受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纪中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都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加速积累,只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才能使资本家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和消费而又不至于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导向”,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在19世纪上半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广大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可以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矛盾还不突出。但是到
19世纪下半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此时崛起的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辛丑条约》中的表现以及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即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代的结束。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么随后的60年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