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大学的自由学术和学术自由.doc

略论大学的自由学术和学术自由
摘要:大学自由学术和学术自由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理论原理的哲学知识就是自由学术;康德则认为应该在大学中给本身就是目的的“哲学部”以充分的学术自由。其实践意义在于形成西方大学重视理论知识的理性文化,奠定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以此意义反思中国的大学教育,我们的大学存在文化短板与制度缺陷,既不重视理论知识的价值,也没有良好的学术自由制度保障,需要进行文化变革与制度创新。
关键词:大学制度;自由学术;学术自由;学术权力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1-0038-07
收稿日期:2013-11-07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西部高校参与式培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行动研究”(BIA120062)。
作者简介:刘徐湘(1963-),男,湖南湘潭人,教育学博士,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
大学自由学术和学术自由引领了西方大学的发展。自由学术表征着大学对理论知识和智慧的追求,而学术自由则在观念和制度上保障大学能自由地追求真理和自由学术。因此,追溯自由学术和学术自由的源头,探寻在此道路上西方大学不断进取的实践意义,反思我国大学的发展历史与现实,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十分必要。
一、大学自由学术与学术自由的理论渊源
自由学术的理论论述来自亚里士多德。作为“人类导师”(恩格斯语)的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论述了自由学术的问题;斯宾诺莎首先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但最早论述大学学术自由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康德,这主要集中在其著作《学部冲突》中。

自由学术的源头可以追朔到古希腊。柏拉图在“阿克德米学园”门外设立的标志是:“不懂几何者莫入”,那时西方便已经在推崇一种远离世俗追求高深学问的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这位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者对此思想做了进一步的理论说明。他将知识和智慧类型主要划分为三类,即理论知识与智慧、实践知识与智慧和制作知识与智慧。而其中的制作知识,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技术知识。在三类知识中,亚里士多德最为推崇理论知识,这类知识被认为是自由知识。他说,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摆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1](p5)(黑体字系引用者所加)。那时的哲学即一切探究事物及其存在原因的知识,有哲学知识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谁能更善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就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究的知识总是较之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1](p4)。我们看到,在理论知识与实践和技术知识之间,亚里士多德最为推崇的是理论知识,因为它为自由学术或
“自由知识”,因为它是关于智慧本身的知识。
于是,西方大学深深地烙上了亚里士多德理性追求的烙印,理论知识与智慧追求成为尔后西方大学的精神支柱。西方最早以“大学的理想”命名的著作这样论述道:“自由知识本来就是为了引起我们思索,自由知识立足于自己的要求,不受后果支配,不期望补充,不受目的的影响(如人们所说),也不会为任何技艺所同化”[2](p28)。“接受教育就是为了获取这种知识,应把它纳入大学的范畴”[2](p31)。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神权统治以后,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复兴的是古希腊的文化与人文传统,红衣主教纽曼自觉地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所谓自由学术就是探究事物根本原因的知识,就是真理的探求。一般的知识也可以上升到自由知识,但那需要理智的作用,“理智渗透进知识”、“作用于知识”[2](p32),所以大学的目的也在于理智的训练。赫钦斯这位在20世纪使芝加哥大学一跃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回应了纽曼的观点,“理智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真正而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学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思想或理智”,“正确地说,学院或大学的作用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作用”[3]。

学术自由是为了保障自由学术的获得。因为自由知识以其本身为目的,不受外界干扰,所以它也要求格外自由的环境,让研究这些学问的人能沉下心来做自己的学问。康德在《学部冲突》中首次将大学学部分为高级部与低级部,高级部为神学、法律、医学部,低级部为哲学部。高级部要完成保证人民的长期福利、公民权利与健康长寿的任务,要树立其公共形象,保证公众利益,所以应该受政府的领导。而低级部就是哲学部,哲学依赖于人本有的理性,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所以它被称为低级部。但是这里的
“哲学”并不是狭义上的哲学分支,而是两个特有的知识体系:其一是关于历史性的知识,如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人文学,以及所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