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之围 （上）.doc

腾冲之围(上)
1944
年的滇西抗日反攻作战,主要战场大致集中在松山、腾冲、龙陵三处。这是当时日军第56师团在滇西三角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因为第56师团代号为“龙兵团”,对于这三地之间的关系,一名在龙陵战场幸存下来的日军主计军官(后勤会计人员)石川颱一,曾在其回忆录中形象地绘图比喻其为“双头龙”:松山、腾冲是两个“龙头”,龙陵以西沿滇缅公路延伸到芒市、遮放、畹町,为“龙身”。
借这位日军主计军官的比喻,远征军滇西反攻最后的战果,就是斩断了两个“龙头”,砸烂了一段“龙身”,最后,日军拖着血肉模糊的残肢退缩到缅甸去了。战时,一直令日军讳莫如深的是,“龙陵”的含义为龙的坟墓,“龙兵团”葬身于此,简直是命中注定。
在松山,远征军第8军斩断了日军第一个龙头——以第113联队为核心的“拉孟守备队”;在腾冲,第20集团军斩断了日军第二个龙头——以第148联队为核心的“腾越(腾冲旧称)守备队”。当时策划“断作战”方案,企图在龙陵击破远征军第11集团军攻势,前去救援松山、腾冲的日军第33军高参辻政信大佐,则称这两支被围的孤军为“火中二子”。最终战事惨败,这两个在战火中哭嚎数月的“儿子”,都相继“玉碎”了。
远征军欲攻取腾冲,必先征服高黎贡山,其时日军防御前沿已经推进到这座平均海拔3300米的险峻山系。高黎贡山如同一座巨大的屏障,远征军第20集团军渡过怒江后,首先要仰攻这道屏障,而后才能进入龙川江、明光河谷地,以重兵合围腾城。高黎贡山,被当时的美军誉为
“二战海拔最高的战场”,那里的惨烈战斗,是在“云层上的战斗”。在攻打高黎贡山时,我军在凄风苦雨中饥寒交迫,官兵因冻饿而死者甚至超过了阵亡人数,那是“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坚持下来”的战斗。
攻克高黎贡山后,即转入腾冲围城作战。
担负攻击腾冲任务的第20集团军,总司令为霍揆彰,副总司令方天。下辖两个军:一为第54军,军长初期为方天兼任,中后期由副军长阙汉骞升任;另一部为第53军,军长周福成。54军是陈诚“土木系”部队,本来有三个师,反攻开始后,两个师(14师、50师)应史迪威之需,调往缅北纳入驻印军序列围攻密支那了,仅剩下一个第198师,师长叶佩高。为了加强该军,反攻开始后,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先后划拨原隶属第11集团军的预备第2师、第36师归该军指挥,师长分别是顾葆裕、李志鹏。53军下辖第116、第130两个师,师长分别是赵镇藩(后为刘润川)、张玉廷(后为王理寰)。该部是张学良东北军保留下来的所剩不多的部队之一,营长以上军官以东北人居多。
腾冲城始建于1448年,后明代戍边军民又将其修筑成一座石头城,异常坚固。日军侵腾后,城内居民多数都遁入深山避难,留居城内的当地人不多。日军从高黎贡山收缩后,转入城内及其外廓负隅顽抗以待援军。守城日军以步兵第148联队为主力,配属炮兵一部,守备队长为第148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我军反攻初期,日军第56师团曾将师团主力几乎全部调往腾北增援。但6月上旬我第11集团军忽然从怒江下游进击龙陵、松山,日军迅速将腾北日军主力调回驰援龙陵。待第20集团军以5个师合围腾冲时,日军防御兵力已减至约2025人。
蜚凤山之战
腾冲城外围的战斗,攻夺蜚凤山是一个典型战例。对此战做“解剖麻雀”式的“微观”呈现和解析,可能有助于读者比较中日两军综合实力,乃至对后来战况的惨烈和“比分”做出合理的解释。
即便在今天的当地人中,也常常把蜚凤山与飞凤山搞混,以为是同一个概念。但在当时的史料中,它们各有所指。
飞凤山横亘于腾冲城东北,山形较大,最高处海拔为2200多米,可瞰制从北、东两个方向进入腾冲的道路。日军收缩后最初的防御部署,以148联队第3大队防守飞凤山。但6月27日,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忽然电令藏重康美,让该大队转往龙陵,准备参加为击溃第11集团军主力、救援松山日军而策定的“蚌渺会战”。万般无奈,藏重只好令已构筑阵地布防的该部主力开走。由于防御兵力锐减,而飞凤山过于庞大,且距离城垣相对较远,藏重权衡再三放弃在此处设防。
但是,紧邻飞凤山西北山脚的蜚凤山,却不能不派驻兵力。这是一座孤立的小山,海拔仅1800多米,但却正卡在从北方进入腾冲的公路边,为腾冲外围前哨,既可率先阻敌又可发出预警。于是,藏重令第3大队第7中队的一个小队、配属一个机枪分队(相当于我军的班)据守,但实际兵力仅有40余人,由副岛秋雄准尉指挥。第20集团军总部参谋杨福纳评价说,“日军因兵力不足,仅派遣一个中队约百余人(实际不足百人
——笔者)防守蜚凤山,而不派兵防守较高之飞凤山,此为日军以兵力衡量务实的择地防守之典型战例,决不好大喜功,到处派兵,到处薄弱,而陷全般战局于不利。”
蜚凤山状如哑铃,两个山头西高东低、中间略凹,西面的山头在当时的军用地图上被标注为5138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