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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
李天纲
 
 
诠释学:经学与神学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跨文化研究中寻取一条路径,把基督教神学和儒家经学作比较研究?对热烈起来的中外比较文化来说,这显然会是一个诱人的领域,能够使跨文化研究深入下去。学术研究全球化的发展,使跨文化经典诠释的重要性突显出来。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这项事业。[1]但是,神学和经学的比较,有没有必要,是否可能,怎样进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还是问题。学者提出这样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研究方法时,曾戏言同时研究神学和经学,是在发“神经”,其实并不仅仅是一句“戏言”。
要不要把西方的神学和中国的经学比较?这个问题或许先可以从它的重要性加以肯定。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既然我们已经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较,把西方哲学与儒家思想相比较,那么神学和经学的比较,作为中西比较研究这一范畴之内的分支,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了。而且,就神学和经学在中西方文化历史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来看,这种比较不是下游枝蔓之间的浮浅比较,它是思想源头上的比较。近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修正了欧洲启蒙时期对宗教的误解。很多研究表明西方近代思想的起源,和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有密切关系。“宗教是历史的钥匙”,这一观点已为愈多的学者接受。不研究基督教神学,就不能深入西方思想的精髓。同样,越来越多原先轻忽经学的中国学者也看清:不懂古文,不懂得儒家,以及围绕着儒家话语形成的经学,也不能理解中国思想的精髓。近年来,出版社重印周予同、蒙文通的经学研究著作,[2]台湾学者恢复经学史研究,以及欧洲、北美学者在经学研究领域另辟蹊径,都预示着经学在经受了“五四”启蒙的简单否定以后,正越来越受到当代学者的重视。
经学是可以打开来,和西方神学作比较的,因为两者是同样性质的学问。在中国,先秦已有“经”字,指称各家经典;汉以后,定儒家为一尊,设“五经博士”,经典成为教条,出现“经学”;清末废科举后,废四书五经于不读,终结了经学统制儒生思想的历史,“经学”衰变为“经学史”。[3]从“经”、“经学”,到“经学史”,儒家思想学说经历了从民间到官方,再转回到民间的历程。经学和今天业已退出西方学术界主流,但又作为重要潜在思想的基督教神学有很多相似性。
经学和神学有很多相似,最突出的相似,在于它们都曾经充当过中古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五四”以后,学者着意于指出经学是秦汉大一统政权形成后的官方意识形态。范文澜和周予同先生都是持这样的看法,分别见于两先生的同名著作《群经概论》。周先生说:“经是儒教书籍的尊称,因历代儒教徒意识形态的不同,所以经的定义逐渐演化,经的领域也逐渐扩张。”[4]朱维铮先生更明确提出:“经学特指西汉以后,作为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学说。
”并列举了经学的三个特征:“一,它曾经支配中国封建时代的思想文化领域;二,它以封建政府所承认并颁行标准解释的‘五经’或其它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三,它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5]熟悉中西方思想的学者,自然可以发现这“三个特征”并非仅仅是参照欧洲经验,依靠唯物史观的方法外在地订立的。以宗教教义作基础的意识形态,用作为全社会统制学说,确实是人类“中世纪”生活的共性,在西方和中国相差并不太大。日本学者本田成之的定义似乎宽泛些,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将今日的学问、宗教、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冶作一炉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就是经学。”[6]
历史地看,神学和经学还有许多可比性。比如:神学和经学作为“官学”,它们分别统制东西方的时期相仿佛。公元2世纪,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希腊和罗马城市出现了一批“教父哲学家”,从查士丁(Justin,约100-165)到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45-220)。基督教神学逐渐立为正统,在16世纪前成为欧洲社会唯一的意识形态。[7]情况在中国差不太多。“经学”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儿宽传》中。“宽见上(汉武帝),语经学,上悦之”。汉武帝在公元前140年独尊儒家,开始用“经学”代称儒学,后来又常常以“经师”代称儒者。董仲舒以后,圣贤迭出,孔庙陪祀,座满为忧,仿佛天主教的“封圣”。千年以来,不断有新的诠释注入经典,经学和神学都因此变得悠久、博大,应付过各种社会危机。中国的经学有2000多年的历史,比欧洲神学的生命力更长、更强。漫长的中古时代,中国的经学和欧洲的神学同时并存于世界,主导着东西方的民众和知识阶层,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历史传统。
表面上看,儒家思想的世俗一面比较突出,其核心是伦理,故称“人文主义”。[8]它尤其不象神学那样把“创世论”和“基督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时时加以强调。但是,经学和神学一样,也以信仰和知识相混合的方式处理“天、地、人”三者之关系,一样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古文经学家对《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排序,就是“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