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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与台湾士绅
刘铭传在台湾主政七年,成绩斐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调动台湾自身的资源,为台民造福。作为社会精英与民众领袖的士绅阶层,就是诸多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刘铭传在抗法保台、建省、经济开发等重大的政务活动中,主动争取台湾士绅的合作,积极利用他们的智能、才干与社会威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刘铭传与台绅的关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不合作甚至对抗的一面,相处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本文试图通过还原一些重大事件的历史场景,探讨影响合作的各种复杂的内部与外部的因素,说明利益的调适,才是决定合作成败的关键。
一改善官绅关系的举措
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说:“我所谓的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
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说:“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
陈志让与巴斯蒂的士绅定义虽略有差别,但其指向与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清代台湾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特权阶层,其主要成分是科举文人、军功人员、在籍官员及有政治背景的地主豪商。在清代台湾官方档案与刘铭传的奏议中,对他们就有绅士、绅民、绅商、富绅、绅董、劣绅、正绅等称谓。他们拥有知识、功名、官职与财富,既是社会精英,又是民众领袖,承担着以儒家义理转移士习民风,以实力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的双重任务,成为清政府统治台湾的社会政治基础。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大员都能得到本地士绅阶层的合作。个人威望、领导能力及能否取信于民,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刘铭传是淮军名将,到台湾后,接连取得抗法保台、台湾建省与台湾现代化等一系列成就,他的威望与能力是无可怀疑的。当时,台北府城无合适的住房,刘铭传只得暂住淡水县署。其时城内尽是水田,房屋很少,大路不通。“所居县署,半系草房,将佐幕僚,仅堪容膝。”刘铭传又常亲临抗法与抚番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指挥,短衣草笠,栉风沐雨,与将士同甘苦。他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也是无可怀疑的。刘铭传十分关注保护台绅的利益,尊重台绅对地方事务的参与权,也是他能与大多数台绅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的重要原因。
彰化阿雾罩林氏是台湾有名的大族。戴潮春起义时,林奠国率乡勇拒战,以功授知府,赏戴花翎,死后诰授朝义大夫,追赠奉政大夫。林奠国侄林文察为清军名将,官至署福建陆路提督,1864年战死后赠太子少保,谥刚愍。林文察弟林文明积战功升任清军副将。1870年,有人告林文明霸占田产。知县凌定国奉巡道黎兆棠之命会审,即就县府大堂将林文明杀死。林文明母四次上京控告,为子伸冤,迁延13年,终以九十高龄,死于福州。中法战争时,林奠国子林文钦募集义勇500,自备武器粮饷,助清军守台南。林文察子林朝栋、林文明子林朝昌也自备资财,募勇500,助守台北,屡立战功。经刘铭传保举,上谕“郎中林朝栋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选用。”林朝昌升任守备。
林朝栋、林朝昌禀告刘铭传,愿放弃各自官职,为林文明平反昭雪。刘铭传家居时,即闻台湾林文明冤案,又询访台湾绅士林维源、陈霞林、潘成清等人。诸人均称林文明被控,多属虚诬,被杀尤为奇惨。于是,刘铭传上奏,称“台湾诬告之风本盛,地方官不究反坐,富家巨室,时以自危。林文明秉性粗豪,诚不能循循绳墨。然其前此控案,则半由伊兄林文察剿办叛贼戴万生,敛怨乡党,遂为仇家所诬。前任督臣访闻失实,疑为势豪,遂饬台湾镇道便宜从事。林文明被杀之日,实系衣冠至县庭投质,众目共瞻,其非露刃登堂,率党拒捕,无烦重办。……可否仰恳天恩,俯念林文察死难之忠勇,林朝栋数月战守之勤劳,准将林文明开复花翎副将之原官,俾全台士民,咸知朝廷予夺之公明,不独林朝栋兄弟感戴鸿慈,涕泣效命已也。”清政府以林文明一案,业经奏结为辞,拒绝复查与平反昭雪。
1890年,台湾各属绅士中书施士浩、主事蔡寿星、道员林维源及举人、贡生等75人联名上书,追述林文察的功绩,称“绅等追怀旧德,历久弥新。兹当台湾分省之初,佥愿鸠资就省城捐建专祠,恳奏列入祀典,春秋由官致祭。” 10月12日,刘铭传上奏:“臣察林文察懋着勋劳,见危授命,仰邀赠恤,备极优隆。上年恭逢归政盛典,复蒙赐祭,具见圣恩眷注,迥越寻常。当其督兵渡台,剿除逆乱,全台弭定,功绩昭彰。该绅士等追感旧恩,情词恳挚,应恳天恩,俯念林文察功在桑梓,准于本籍台湾省城建立专祠,由官春秋致祭,以彰忠荩而顺舆情。
”清政府批准了刘铭传的建议,在台湾省城为林文察建立专祠,列入祀典。
为林文明昭雪,为林文察建祠,是刘铭传对台湾士绅忠君爱国传统的肯定,对团结台湾士绅,稳定台湾大局有积极影响。
中法战争时,台湾航运不通,从大陆运兵运饷十分困难。清政府多次指示刘铭传劝谕台湾富户绅商捐资募勇。18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