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屈原和司马迁生死观异同工力纪士明20161602021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衡量生死的标准。“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屈原的话语中,我仿佛看见了一个羸弱却不屈的身影。同是政途失意,两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司马迁选择了饱含屈辱的活,屈原选择了决绝的死。我们无法判定二人的生死观谁贵谁贱,但我们都由衷承认,二人的选择都令人敬仰和敬佩。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面对生与死,应该怎样抉择呢?儒家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道家说逍遥游方能与天地共存;佛家说生死轮回。人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司马迁已因“李陵之祸”而被施以宫刑,“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重为乡党所笑,以侮辱先人”,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即将行刑。由此可见,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见的譬喻,是司马迁从自己独特悲惨的命运中感悟得出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屈原被人陷害,遭到流放,看着祖国被破,他毅然选择了自杀,保持自己的忠贞节操。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司马迁是积极入世的,面对挫折百折不挠,忍辱发奋。可以说,屈原也是入世的。司马迁不赞成悲观地结束自己的宝贵生命,要想得长远,顾全大局。项羽为刘邦所败,自刎于乌江;文天祥受俘,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却宁死不屈,从容就义。屈原不赞成委曲求全,低声下气地苟活于世,丧失尊严,不如一死摆脱功与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三千越甲可吞吴”。也如鲁迅所说: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不赞成无谓的死,那样既糟践了生命,也于社会无益。他们以一死,照亮了中华民族的节气。忍天地奇辱,成史家绝唱;担千秋至重,赋无韵离骚。对于生死,司马迁看重的是生的价值,死的意义。倘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死亦有何惧!司马迁认为举事成名,为国而死是值得的。司马迁赞扬志大功高者,也欣赏隐忍就功名的志士,并尽力歌颂他们不死小义,成就大业。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强调:“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如果现在死了没什么价值,则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以求日后做出更大的功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亦总结道:“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也。”这些都是忍辱发愤的著名例子。司马迁自身在这方面也有极其深刻的体会,屈辱受宫刑,“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匆匆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为的正是著书立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他绝不是提倡怯辱苟活,而是考虑让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发挥出它的更大能量,创造出更大的人生价值。故我们可以认为,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在遭遇上,司马迁屈服过,但从人格和精神层面,司马迁从来没有屈服过,他永远是张扬的,永远是桀骜不逊的太史公。|屈原的死充分说明了一点,政治是理想主义者玩不转的游戏。两千多年前的汨罗江畔浪水滔滔,一个形容枯槁的老者赤着脚、披散着头发在沙滩上且吟且唱,冷冽的江风吹皱了他的早已破旧的楚服。以往重视仪容的他,现在也顾不得整理自己的衣服,只是一直在江边徘徊,一直地唱着。满腹经纶的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能力,践行自己的理想,希冀着把利国利民、富国强兵的美政推向全国。然而,事实是残酷的,朝政逐渐被子兰等奸邪小人所把持。当听闻国都的失陷,坚强如他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屈原望着皎洁的月光,抱着石头,无奈地纵身一跃,沉入到涛涛的江水之中。他的遗作《怀沙》,犹如飘零的树叶在空中飘舞。他那“美政”的理想,就如江面上美丽的月影,被湍急的江流所冲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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