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院的年轻人.docx

核心提示:7月18日,北京紫竹桥附近的酒店里,九号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庆祝杜润生101岁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个孩子,摆弄拐杖,拿反了手机,拢着耳朵做出听不清的姿势。
温家宝、王岐山、陈锡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人到医院去看望,俯下身听老人家讲话,屏幕上出现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现场就轻唤一声他的名字,“毅夫”、“锡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
“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九号院的开放、包容、平等,在王岐山和他的朋友们身上留下印记,在特定历史关头,为中国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当年的九号院内,有不少人大78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知名的如周其仁、陈锡文、杜鹰等。另外,本文中邓英淘打断胡耀邦的佚事,在更多的版本中属于人大78级的高小蒙[参见本博主随笔《敢和老板顶嘴的官场轶事》]。)
九号院的年轻人
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08月26日
作者:林珊珊杜强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23年后,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看见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我们被告知,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门侧依然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天。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谈及九号院,都流露出纯真神态。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我问他,“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后来散落各方。2002年,杜润生90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历史性的遇合
“我们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试图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31岁,从内蒙古农村调回北京,到农民报当记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龄,从陕西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实习研究员。朱嘉明和黄江南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梦想放到了一边,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往何处去?
北京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到处都在宣扬“思想解放”。青年们从上山下乡的历练中归来,将批判体制的声音贴满民主墙。人大代表的竞选也即将往高校里蔓延。
翁永曦喜欢交友,回京不久就在办公室办了沙龙,三五十人挤着讨论,以后几乎每周都聚会。青年们达成共识:要改变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
漩涡之外的农村,农民已经行动起来。就在前一个冬天,当北京的老干部们纷纷沉冤昭雪,一千多公里外,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户。他们太穷了,20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数减半。三年大饥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饥肠辘辘的农民仍在到处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县山南区土地干裂,连乌龟都渴死了,鸟儿坠落到地上,小麦种不下去。生产队把田分给农民自己种,没想到一包产到户,干旱的土地竟然获得丰收。1979年夏天,安徽参事郭崇毅来京送山南区经验的材料,可包产到户仍是禁区,即便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三中全会,对此也明文禁止。
他处处碰壁,直到遇见陈一谘。
陈一谘也是1979年从农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墙看大字报。在他看来,政治民主缺乏基础,从经济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