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杀了前来投降的猛将单雄信,为什么?因为李世民觉得他对主子不忠,没有职业道德,属于有才无德之人。魏征,是我亲手打造的一个神话。贞观十六年,魏征终于一病不起。我前去探视的时候,才发现他节俭到家里连一间像样的居室都没有的地步。更没想到的是,这位陪伴我十几年的老臣在生命垂危之际,口里还气若游丝地念叨着“嫠不恤纬,我担心的只是国家的兴亡”这样的话,忧心着大唐的社稷。于是我又当场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的儿子魏叔玉,结为姻亲。魏征死后,我不但加以厚葬,还停止上朝五日并亲自撰写碑文,并将魏征的画像悬挂在凌烟阁上。并且感叹自己失去了一面可以借鉴的“镜子”。不过,又有谁能想到,就在魏征死后没多久,我会勃然大怒,亲自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又下令推倒魏征的墓碑,磨掉我一手为他撰写的碑文。将这面“镜子”毫不留情地砸了个粉碎。魏征到底做了什么,竟会在死后引来我的滔天怒火?我与魏征的关系,真的像人们所想的那么好吗?一切还得从我与山东之地那斩不断、理还乱的“孽缘”说起。山东的世家大族,与我李氏赖以起家的关陇集团水火不容,而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几百年来,不管是从地望上,还是从文化上,山东贵族的心里实际上都很鄙视关陇集团。在他们眼里,我们只不过是数百年前北魏边镇屯戍军人的后代,而他们,自古以来便是冠盖云集、英才辈出。他们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群军镇士卒的后代,夺取了天下的统治权,骑在他们脖子上耀武扬威,他们怎能心甘情愿吞下这口恶气?很长一段时间里,山东世族在我父皇和我的治下,依然敢于隐匿大量前去投靠的小老百姓。原本应该交给国家的税赋,却被他们征了去。原本应该成为国家的兵丁,却变成了他们的私人武装。试问,堂堂大唐的一国之君,竟然连自己治下的人口户籍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统治管理!所以我才派魏征前去安抚山东河北。不过,魏征是一柄双刃剑!在我任用魏征来化解山东问题的同时,魏征也在利用我,来保护山东豪杰集团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并且尽可能地争取部分关陇势力的支持。魏征多次向我进谏,其中总会反复提到: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频繁征兵作战,徭役不息。再三要我把隋朝的灭亡作为教训。其实,这里面很值得玩味。隋朝灭亡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还不是因为攻伐高丽,过度耗用山东民力。而实际上,北击突厥、东击高丽,早就成了我的既定国策。在这一点上,我和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我们做事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高丽,绝不是一个远在边陲的弹丸小国,而是一个国势蒸蒸日上,百姓勇悍难驯的虎狼之国。不挫伤其元气,后世数代必将成为我中土的心腹大患!正因如此,隋炀帝才发出了“勿遗子孙忧”的感慨。魏征也看到了我的决心,当然,他也下定了决心——保护山东不再遭受重役!正因如此,我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关系到山东问题的,总能引起魏征的特别关注。贞观十四年,我准备东巡封禅。魏征又急忙站出来坚决劝阻。他的理由是:“现在从洛阳地区,一直到东海之滨,荒野千里,民生凋敝。在这样的时候还要兴师动众去泰山封禅,老百姓一定会很痛苦……”实际上,我们俩都心知肚明,封禅泰山,为劳役所苦的,首当其冲的是山东人。而我车驾所到之时,也正是对山东地方势力的重新洗牌之日。因此,只要仔细点就会发现,终魏征一生,我和他翻来覆去、不厌其烦谈论的,也不过就是居安思危、怎样守成的言论。魏征的这些谏诤,除了随时提醒我不忘隋炀帝的前车之鉴,同时还起到了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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