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伎术官研究(续).docx

宋代伎术官研究(续)三、限制严宋朝对待文官武将,往往是一味地宽容和姑息。用宋人的语言来说,即是:“赏重于罚,威不逮恩。”[83]但是,对伎术官则控制很严,无论在政治上、身份上,还是在人身上、婚姻上,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政治上的限制主要是不许伎术官干政。如嘉祐元年十一月,宋仁宗得病,枢密使贾昌朝“欲动摇宰相”,便指使两名天文官出面攻击宰相文彦博、富弼:“不当穿河于北方,致上体不安。”文彦博勃然大怒: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汝罪当族。富弼等人也气愤地说:奴敢尔妄言,何不斩之?两名天文官立即“色变”,[84]惊恐万分。很清楚,按照宋朝的制度,伎术官不得妄言国家大事。南宋初期,宋高宗御医王继先尽管“其权势与秦桧埒”,但是他的仕进之途并不平坦。宋高宗授予王继先武功大夫,给事中富直柔立即反对:继先以杂流易前班,则自此转行无碍,深恐将帅解体。结果,宋高宗不得已只好收回成命。史称:“继先用事,中外切齿。”他只得“阳乞致仕,以避人言。”士大夫如此强烈地反对王继先,原因固然在于他专横跋扈,无恶不作,也与他是个“以医得幸”的伎术官有关。绍兴三十一年八月,王继先本人被解职,子孙被罢官。他之所以垮台,问题还是出在他既是伎术官,又要干预朝政。当时对于金朝,刘锜主战,王继先主和。王继先企图杀掉刘锜,便向宋高宗建议:“若斩一二人,和好复固。”这犯了伎术官不得干预朝政的禁忌。宋高宗对此颇为不满,当即反问他:“是欲我斩刘锜乎?”[85]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得知此情,立即上疏弹劾。奏疏列举罪状达10条之多,但开宗明义便是什么“方伎之臣”、“微贱小人”、“薄术供奉”[86]等等。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伎术官的同义语而已。身份上的限制主要是不许随意脱掉伎术官这张皮。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社会即是身份社会,人们都有自己的固定身份。以整个社会而论,士、农、工、商便是4种不同的身份。拿官员队伍来说,伎术官在宋代也是一种不同于文官、武官的特殊身份,不能轻易变动。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两点。第一,伎术官不得改任文官。早在开宝年间,宋太祖便规定:司天台学生及诸司伎术工巧人不得拟外官。[87]庆历元年十二月,同提点陕西路刑狱陈秉被撤职,其原因仅仅在于他出身翰林医官。嘉祐元年闰十二月,宋仁宗又明确规定:尝为中书、枢密院、诸司吏人及伎术官出职者,毋得任提点刑狱及知州军。[88]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宋仁宗时官至执政大臣的夏竦曾振振有词地加以解释:府寺之吏,书算之工,因循久次,不晓艺文,及预官常,何知政要。[89]这分明是借口,歧视伎术官才是实质。第二,伎术官也不得任武官。庆历六年十二月,宋仁宗规定:伎术人自今毋得任畿内兵马都监、监押。[90]元丰三年,有大臣推荐供备库副使董中行出任苛岚军草城川都巡检,宋神宗不同意,理由是:中行以伎术进,岂宜领边要职任![91]这里需要说明,伎术官出职虽然可以授予虚有其名的低级武官阶,但一般不能担任实有其权的武官。出职者尚且如此,未出职者可想而知。人身上的限制主要是剥夺伎术官的人身自由权利。马克思曾经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92]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伎术官不仅官的面目被扭曲,而且人的形象也受到损坏在宋代,各种伎术官的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如宋徽宗在大观二年十月规定:各地驻泊医官“非缘医药,不许与见任官往来,违者以违制论。”[93]至于天文官,更是几乎无任何人身自由可言。景德元年正月,宋真宗作出了限制司天监和翰林天文院职官、学生、诸色人人身自由的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是:第一,“自今不得出入臣庶家”;第二,如若违犯,“并当严断”;第三,“许人陈告,厚与酬奖”;第四,实行同保连坐法:“令三人为一保,互相觉察,同保有犯,连坐之”;第五,鼓励相互检举揭发:“保内陈告,亦与酬奖。”[94]于是天文官被禁锢在狭小的天地里,完全丧失人身自由,没有思想,没有个性,只能做皇帝的驯服奴才。伎术官的人格还动辄受侮辱。如大中祥符元年二月,翰林书艺杨昭度、御书待诏盛量等人仅仅因为“入院稍迟”,负责管理翰林院的宦官赵履信“便去巾帻,欲行笞责。”[95]又如庆历四年六月,对于一名随军医官,泾原路都部署狄青“以一怒之忿,便行鞭扑。”[96]狄青是个士兵起家、面部刺字的武将,科举出身的文官对他从来不屑一顾。可是,他在伎术官面前又耀武扬威,毒打医官,足见宋代伎术官地位之低下。婚姻上的限制主要是不许伎术官与宗室通婚。在宋代,文官武将不怎么乐意联姻宗室。当时有“士人乃畏尚主”[97]之说。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宋英宗曾经采取鼓励措施,在治平二年规定,“宗室袒免婿有官者转一官”,以“劝有官者肯与宗室为婚”。[98]可是,所谓“有官者”并不包括伎术官。相反,宋朝禁止宗室与伎术官通婚。庆历二年七月,宋仁宗对皇亲的婚姻对象做过这样的规定:若见任文武升朝官,虽三代不尽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