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
(e Orwell,1903~1950)
卡玛在文革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有着这样解说“在无数人心目中,革命已死,乌托邦的美景正以新的面貌展现,但毛的幽灵仍在徘徊,每当人们受到压迫并感到绝望,每当异议或抗议被视为非法,毛泽东的身影就可能化为希望的象征”。
第一,他不是理论家,只是文学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政治文学家。
“奥威尔风格”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第二,他是左翼,但不是共产党员。
第三,他只活了四十六岁,生当二十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一九五○年,他就走了。他是个前冷战时期的人物。真正的冷战,他只看到个头。但他预言了冷战时期。
一九三七年,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军一方,同法西斯作战(海明威和白求恩也参加了)。他本以为,战争会带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革命被革命出卖,自己人杀自己人,输掉了这场战争。
他目睹了左翼杀左翼的残酷场面,体会了自己人背后开枪的滋味。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理创伤。他没到过苏联,但体会过自己人杀自己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九——一九四五),是当时的“三国演义”。英美、苏联和德国是世界的三极,就像中国的抗战,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也是三极。三极变两极,都是敌人之中选朋友。
这就是政治。
《动物农场》
Animal Farm
何为“反乌托邦”?
乌托邦思维一旦从思想领域侵入政治领域,就往往会描述出一种美妙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期求在总体上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的不平等,不自由,以达至完满的社会状态”,然而“这种政治行动可能恰恰是对个体自由的直接损害”
——刘小枫
1、乌托邦(Utopia )
“乌托邦”的思想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假想苏格拉底、阿德曼特和格罗康三人对话,从法律、体制、艺术等方方面面虚构了一个理想国度的形态以及理想国公民们的素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各司其职,站在自己应站的位置,做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乌托邦”这个词也是源出希腊语,意即“实际上不存在的地方”。英国人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出版了一本承前启后的乌托邦思想代表作,书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自《乌托邦》问世以后,类似的著作层出不穷。如:
安德里亚(J. V. 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1619),
康帕内拉(T.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vitas Solis,1623),
培根(F. Bacon)的《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1627),
哈林顿(J. 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a,1656),
维拉斯(D. Vairasse)的《塞瓦兰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Sevarambes,1677~1679),
卡贝(E. 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1840),
贝拉米(E.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
莫里斯(W. Morris)的《梦见约翰·鲍尔》(A Dream of John Ball,1886)和《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等等。
反乌托邦(Dystopia,又作anti-utopia )(又译“敌托邦”)
乌托邦所提倡的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程序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个人没有任何自由意志可言。
“反乌托邦”主义者关注的正是“乌托邦”社会中人失去自由的非人状态。一个衣食无忧但没有自由的人和豢养在笼子里的宠物没什么两样。
“反乌托邦”主义者正是从乌托邦对自由认识的误区着手,开始对“乌托邦”进行思辩式的批判和黑色幽默的反讽。
2、反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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