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认同”不是一个认知问题,而是一个身份和文化的认同问题。关于“文化认同”,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总之,“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积5000年文明史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基本价值的认同,如认同“轩辕黄帝”为自己民族的共同祖先,认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为自己民族的风俗,认同汉语汉字为国家通行的语言文字,……认同“龙”、“长城”、“黄河”等为自己民族的标志,这些最基本和最有意义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汇集到一点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正是这种“文化认同”,成为了蕴含于中华民族文化大厦最深层的文化基石。如德国学者李斯特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的人们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誉”;他们与整个民族和国家“一起缅怀过去,憧憬未来”,“荣辱与共”。共同体中的人们不论身处何地,都会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会为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而欢欣鼓舞,一旦民族和国家面临时艰,同胞遭遇危难,就会感同身受,引发出心连心的同胞情谊。 正是这种“文化认同”,当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就会发出同一个心声,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喷发出巨大的力量。60多年前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这样——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而在今年的抗震救灾中,这种民族的“文化认同”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形式更加集中地体现出来——当5·12汶川特大地震夺去近十万同胞的生命、数万同胞被埋、几百万同胞受难的信息震惊全国、震撼全球的时候,十几亿炎黄子孙都下意识地向自己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答案只有一个:“我们都是中国人!”血脉相连的中国人,面对震灾同胞的苦难,都感同身受。十几亿人为之揪心,流泪,于是又有了一个共同的答案:“我们都是汶川人!”由此产生了民族群体性的大爱大德——为了救援受难的同胞,为了拯救同胞的生命,从国家最高领导到广大干部群众,从解放军战士到医生护士、企业老板、演员明星、企业职工、学校师生、社区居民、寺庙僧侣、志愿者……直至马路上的行乞者,全体中国人和在海外的华人都一致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于是,十几亿人拥有同一个身份、同一个名字:“中国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正是十几亿人的“文化认同”,才有可能出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如此悲壮的历史场面,才有可能产生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和巨大力量。 民族“文化认同”在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过程中而形成,同时也随着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而丰富、发展。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今年抗震救灾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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